近日在阅读三本书，分别是：《直面文坛》，收录了2001年到2006年《人民日报》的优秀文艺短评；《笔杆子一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讲述了31位晚清名流、民国学者和当代雅士的风流人生；《中国高层文胆》，记述了9位为国家高层草拟撰写各种文书，为中南海建言献策的新时代“文胆”。巧合得很，三本书都与舞文弄墨有关，呈现了文字的不同载体，分别是文艺创作、学术研究、公文起草。

大凡与文字有关的，无外乎这三个载体，有人把它们概括为意向世界。在这个意向世界里，文艺创作是形象化具体化的思维，学术研究是抽象化理论化的思维，而公文起草则兼具二者的特点，强调准确性和生动性。文艺创作是从“无”到“有”，学术研究是由“表”及“里”，公文起草则是“领导意图”、“上级精神”和“实际需要”的综合体现。

文艺创作突显的是个性，没有个人独特风格的文艺作品，绝对不是精品力作。首先应该给文艺创作一个恰当的社会功能定位。一个开化文明的民族生活不能没有文学，文学给人愉悦，令人陶醉，它能触摸人的内心最柔软的一角，它是个体与群体交流的中介，它使人向往“生活在别处”并鼓起生存发展的信念和想象的羽翼。没有文学，人只是物质的人、快餐的人、实用主义的人，这种人最终会成为精神缺憾的人，失落了生命的灵气，沦落为纯粹的生存物体。

其次要强调一个方向的问题。文艺创作走向市场、贴近大众决不是简单地迎合。在多样化中有主旋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文艺观。文学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学家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感及世界观的问题。精品背后的精神，是一种精心选材、深入开掘的精神，一种反复磨砺、精雕细刻的精神，一种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那些不讲社会公德、不屑行业规范、不顾职业道德的自私行为决不是艺术个性，而是对个性的扭曲和践踏。文学作为体现历史自觉的精神力量，承担着书写社会良心的责任。引导阅读潮流、创造健康时尚，是每一位文学事业参与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三是应该强调创新。创作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任何形式的重复都是没有出息的行为。创新贵在“创”。创就是不断寻找、开发和展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和艺术真善美的无比丰富的潜质和底蕴，且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过程。流行可以炒作，时尚可以炒作，然而惟有经典是制造不出来的，也是歪曲不了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一部优秀作品就是一个不朽的品牌，其标志就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和制作精致的有机统一。(www.daowen.com)

学术研究固守的是谨严，充满个人主观色彩的学术论著，肯定不是上乘之作。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观”即多多观察生活，“世”即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即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潘光旦认为，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识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只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文官。三者都和做人之道“离得很远”。傅斯年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献媚希宠;对其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其下属，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学术大家的人品、文品都应该成为当代学人的楷模。

公文起草强调的是规范，任何一句话都得有出处，有依据，充斥模糊语言的文稿，势必不能得到领导的首肯。公文写作有个五步法：一是把握领导意图，因为任何公文都是领导意图的直接体现，不同的是领导的层级不同而已。如果不能把握领导意图，再好的文笔也枉然。二是领会上级精神，因为任何公文都是上级精神的地方化、具体化，有些精神可以灵活把握，有些精神则必须一以贯之。三是搜集相关资料，因为任何公文都不能照抄照转，都要有新的材料填充进来，体现出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特色。四是设计写作提纲。工作是干出来的，但文章是写出来的，如果没有写作的高超技巧，再好的工作成绩也反映不出来，所以“秀才”的工作很重要。五是推敲润色文字。文章是用心写出来的，任何粗心大意都不会形成严谨生动的文字。要写好一篇公文，没有“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也是不能的。

(2009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