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是件说易就易、说难就难的事。说它容易，每个人都可以随手拈来成篇，但要把文章写好，不要说写成千古传颂，就是能让时人读下去，也着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我们要把文章写好，不妨走一下捷径，看看大师们都是怎么说的。

季羡林先生说，古今中外没有什么作文秘诀，“想要写好文章，只能从多读多念中来。”古人写文章，都有节奏，有韵律，“读好散文，真如听好音乐，它的节奏和韵律长久萦绕停留在你的脑海中。”又说：“中国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几千年来，名篇佳作浩如烟海。惨淡经营是我从中归纳出来、抽绎出来的一点经验，一条规律，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不敢居功自傲。”但是，如果即景生情，则也信笔挥洒，仿佛是信手拈来，自成妙文。“信手拈来的妙文是在长期惨淡经营的基础上的神来之笔。”

在国学、书画大师启功的追悼会上，悬挂着这样一副丈三挽联：“诗书画三绝通儒，桃李芬芳满天下。酒色财一尘不净，万卷丹青昭世人。”

这是对启功大师才德双馨，光辉一生的精辟概括。启功大师曾写过一副有关作文的联语：“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启功先生用朴素的语言深刻揭示了作文、做事的要义，看似平常，其实却是对为人和治学提出的很高要求。写文章要真能做到“简浅显”就很不容易，这是写作中的一种极高境界。

梁启超强调好文章首先要做到“词达”。他说：“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奥，总要词达，所谓‘词达而已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说话不行而文章技术比说话强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件事很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只有常作。”这一段话，把“简、浅、显”三个字都包括进去了。“章无剩句，句无剩字”，就是“简”；“不再求深”，就是“浅”；“词达”，就是“显”。可见，大师们论文的灼见是相通的。(www.daowen.com)

胡适在评价黄遵宪的诗时，谈了自己对于“做诗”与“做文”的一般性看法。他指出：做诗与做文都应该从这一点下手：先做到一个‘通’字，然后做到一个‘好’字。古来的大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古来绝没有一首不通的好诗，也没有一首看不懂的好诗。”连“通”都做不到，既不能“达意”，又不能让人“懂得”，哪里谈得上是好文章？“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竟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东西，不受常识与论理的裁制”，这实在是强词夺理！如果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吹捧或炒作成“美文”，那也不过同皇帝的新衣差不多。

毛泽东于1958年9月2日在一封信里，严肃批评有些干部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所以写的文章和文件只是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没逻辑性，准确性、鲜明性都有不足，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他呼吁全党要认真提高写作水平，改进文风。他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把写文理不通的文章看做是损人寿命的事情，虽然不无调侃之意，却生动而又尖锐地揭示了文风不正的严重危害，表达了对于改进文风的殷切期望。

(2007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