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的公共物品与替代性投入机制

一些研究认为，投入机制的具体规则可能会对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它们将关注点转向了使用替代性投入机制的提供点决策环境。例如，戴维斯、奥贝尔和范·得·克拉特于1984年，伊萨克、施密兹和沃克于1989年，以及巴格诺里和麦克于1991年研究成果都对“回收”机制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见帕尔弗里和罗森塔尔于1984年的研究成果就有或没有回收机制的提供点博弈的策略均衡所做的探讨)。

具体来说，投入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公共物品。如果投入没有满足最小值的要求，所有的投入会返回给作出投入决策的局中人。可以预期，这个简单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决策激励与可观察到的行为。投入所涉及的风险显然减少了。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人提供公共物品，还是存在搭便车的激励。(www.daowen.com)

以上所引述的三个研究考察了在提供点环境下的回收机制的三个不同方面。然而，即使存在具体差异，研究结果的变化也相当有趣。戴维斯、奥贝尔和范·得·克拉特1984年的研究成果发现，在一次性决策中(提供点以上的投入没有价值，而且局中人面临的是投入还是不投入的二元决策)，对拥有回收机制的提供点实验与没有回收机制的提供点实验进行比较，没有发现回收机制对投入水平有重大影响的证据。另一方面(在提供点以上的投入是正值，且被试不是在二元选择的环境下作出决策)，伊萨克、施密兹和沃克发现，回收机制的使用大大增加了拥有更高提供点的环境下的效率，其对低提供点环境的效率的影响程度相对小些。他们还观察到，低等与中等提供点环境下，“便车成本较低”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后期决策中)。很多实验被试都试图提供比自己的对应份额更少的公共物品，结果有时导致他们不能满足提供点的要求。最后(在决策环境下，提供点之上的投入没有价值，且对象不是在二元选择环境下作出决策)，巴格诺里和麦克1991年的研究成果发现，回收机制促进合作的力量是很强的。在他们的实验中，98个可能情况中有85个提供了公共物品。而且，因过度投资造成效率损失几乎没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