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结论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第一章提出的第一个基本问题了:在有限重复公共池塘资源困境中，非合作博弈论有关行为与结果的预测在多大程度上受经验证据支持?在本章，我们的研究以实验的方式检验实验被试所受到的激励，并在实验中设计了一组符合提取困境策略本质的制度安排，同时，本章的结论也有力地支持了次优提取这一理论假设。总的来讲，在有限进入公共池塘资源的条件下，博弈的结果最初看来接近纳什均衡。但是，根据我们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结果，预测的均衡并不会稳定的保持下去:净收益会逐步下降至0，然后随着被试减少对公共池塘资源的投资又反弹升高。我们发现，两个不同参数选择的实验证明，总的来说，低资源禀赋背景下实验结果能为总纳什均衡预测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然而，在高资源禀赋背景下，总体行为在早期轮次中远远偏离纳什均衡，在后期轮次中则开始逐渐接近纳什均衡。不过，我们没有发现个人决策与纳什均衡预测完全一致的情况。

以下因素或许也是造成实验非均衡结果的部分原因。其一，计算的复杂性是首当其冲的原因。收益函数是非线形的，也是非微分的，这使得实验被试难于对其进行处理。确实，在实验后的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很多被试是在运用拇指定律进行决策——“只要收益率高于每代币$0.05，就增加对市场2的投资”。然后，当收益率低于$0.05时，他们就减少对市场2的投资，由此就出现了我们就在大量实验中观察到的收益脉冲循环。其二，另一个相关因素是(在10代币实验中)对市场2投资10代币的聚集效应，这属于情态策略回应。在这里，拇指定理似乎成了“只要前面决策轮的收益率高于每代币$0.05，就对市场2投资全部代币”。这种行为显然与实验的充分信息与最佳回应相背离。最后，个人层次上从未达到均衡，意味着每个局中人必须持续不断地修正自己对目前“预期”情境的回应。任务非常复杂，策略又很紊乱，这增加了局中人对任务不尝试最佳回应方法而是运用简单的拇指定理帮助决策的倾向，而这可用来解释个人层次上为何从未到达过均衡的实验结果。杜德利于1993年的研究成果研究了被试的反应函数，以确定实验被试在何种程度上遵循纳什类型的行为。(www.daowen.com)

实验中发现的与纳什均衡偏离的结果倾向，提出了一个有待我们解答的重大问题。一般对实验研究而言，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我们知道，纳什预测在很多制度背景下都是相当具有解释力的。例如，本章附录探讨的一些公共物品提供情境就有力地支持了与纳什预测一致的研究结果(也见考克斯、史密斯与沃克1988年的研究成果对单个单位的密封投标拍卖的分析)。然而，即使在这个研究中，制度变化，例如改变多单位拍卖制度，就可能导致被试行为不再与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纳什模型相符的结果(见Cox，Smith，and Walker，1984)。在双头垄断的实验，一次性博弈通常带来纳什预测结果(见Keser，1992与其引述的学术著作)，但其预测力似乎会随着局中人数目的增加而降低。

我们将在下面四章扩展基线博弈的自然环境与制度背景。第六章探讨的重点是公共池塘资源可能损毁的情况——这是许多自然公共池塘资源环境面临的重要问题。人们或许希望局中人能够认真地对待资源可能损毁的境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减少他们自己对资源的投资压力。本书第七章到第九章探讨了在继续保持不合作策略互动的条件下，交流与制裁制度对上述环境的影响。我们非常关心的一种可能性是，即使在没有能力执行约束性契约的情况下，拥有更丰富的制度环境，也会改善公共池塘资源的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