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实验研究

我们已在第一章确定了本书要说明的三个核心问题:

1.在有限重复公共池塘资源困境中，非合作博弈论有关行为与结果的预测在多大程度上受经验证据支持?

2.在行为与结果跟理论预测的情况迥然不同的公共池塘资源困境中，是否存在某些行为上的规律性可以总结以改进现有的理论?

3.哪些类型的制度变量与自然变量影响着成功解决公共池塘资源困境的可能性?

本书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已经解释了说明这些问题所需的概念语言与形式语言。我们现在拥有了说明这些问题的理论工具。因此，本书将在本篇考察在实验室进行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尽管本篇将以实验室研究为基础来探讨上述三个问题，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第一个问题。

实验室实验对说明这个问题尤其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在实验室精心设计出与理论模型的规定条件最相近的环境。在实验室背景下，我们可以设计并控制行动情境的组成要素。所以，在使实验室公共池塘资源情境参数化的同时，我们可以控制(1)参与者的数目;(2)参与者持有的位置;(3)采取的具体行动;(4)所能影响的结果;(5)行动如何与结果相联系;(6)获取的信息;(7)潜在支付。

为充分控制实验室场景，我们需要为情境假定严格的理论模型，并确保模型的运作部分与实验室所设计的条件之间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把理论模型与实验室条件联系起来的关键步骤是设定与控制参数值。我们希望实验室情境能够引导实验对象感知到收益关系并依据它作出行为选择，这些收益关系必须具备与相关数学模型中的收益关系相同的算术特性。

我们在实验中用现金报酬结构代表备选方案结果的价值。根据史密斯(见Smith，1982)的研究，下面是设定与控制参数值所需要的充分条件集合:

1.不饱和性:参与实验的被试，面对的收益关系在效用上必须是单调递增的。这可以确保在收益关系空间内，面对相同的一组备选方案，对象将总是会选择能获得较高报酬的。

2.显著性:为了使报酬与激励相关，报酬水平必须直接与参与者的决策挂钩。

3.支配性: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象的效用函数，除了包括与收益相关的报酬外，它还包含许多其他要素。为成功引导参与者对价值的注意，现金报酬结构必须在这些效用函数包含的行动成本与收益中占支配地位。(www.daowen.com)

4.保密性:被试可能本身不是自我报酬最大化的追求者。我们在研究调查过程中，应该保证被试有关收益关系判断的私密性。

为了产生抽象理论模型描述的激励，我们把实验室情境设计得与抽象模型非常贴近，但我们不能期望实验室情境接近自然状态下的情境，因为后者要比前者复杂得多。然而，由于建立逻辑严密的模型，正是为了有效地解释自然发生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验室的实验方法在控制与衡量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为了探究某个模型，我们可以根据该模型所要求的环境殊特性设计专门的实验。实验也能够控制并衡量自然场景中无法衡量的价值、成本与信息流。例如，第一章指出，对效率或帕累托改进结果等标准的衡量，在实地场景中问题相当多。而这些概念在实验室中有明确的含义。效率的衡量标准就是从可能的决策集合中可获得的最大可能收益(剩余)。在我们的实验中，这种现金剩余指可以从实验室公共池塘资源最优投资获得的收益。

实验这种方法能使我们得以对单纯依靠实地资料所不能考察的行为加以研究。二十五年来，实验方法论已在经济学与政治学领域成为制度设计之模型检验与分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和罗斯领域一样，对通过实验检验博弈论基础和深入研究实地获得的结果这两项工作都充满热情(见Alvin Roth’s，1991)。罗斯特别强调在利用经济学或有关社会科学作为提供社会政策建议的理论基础时实地与实验研究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我认为博弈论作为经济学内在的组成部分，如果要发展，我们就要采取下一步措施，而这一措施也是博弈论取得长足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就是将与策略环境相关的实证研究问题置于突出地位。这需要我们对理论的类型以及目前所做的实证研究工作作出一些改变，以便不断用证据来充实理论，并以理论来指导我们证据的收集工作。

我期望着实验经济学会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很多问题而言，实验法将是检测理论、考察变量的影响的最佳方法，尤其是在相关变量难于用其他方法进行测控的情况下。当然，这并不是说，实验法在经济学中扮演的角色与其在其他学科中完全一样，更不是对实地研究——包括新型实地研究，是很多问题最好的研究方法这一论断的否定。新型的实地研究，将特别注意经济环境的细节，其中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博弈规则”以及个体行动的文化与心理约束。(见Roth，1991，112—113)

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实验室考察与其他分析模式是互补关系。实地研究胜在数据的丰富性，而实验室分析胜在对环境条件的控制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的研究把两种类型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并与理论基础的检测和深入发展紧密相连。从实地研究的角度来看，实验设计与可以获得有关资源之生产属性详尽而精确信息的决策情境最为贴近。而且，由于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确定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实验室中选择较为简单的自然环境加以研究。

第五章的分析将为实验研究奠定基础。在关注提取行为的同时，我们考察最小制度约束基线情境下的个人决策与群体决策。我们设计的基线决策情境不考虑提取行为与资源未来生产力或其可能破坏相关的复杂性，只考察静态的提取行为。这种单纯而相对简单的决策环境使我们能够把非合作博弈论的成功预测作为考察人类行为的基准。本书的附录5.1还总结了对最接近的提供角度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重要成果。

第六章对提取环境做了扩展，以解释资源的动态效应。具体地说，实验设计在保持制度体系最小的同时，也考虑了因过度提取可能带来的实验室公共池塘资源遭到破坏的情形。我们考察了被试在毁坏的概率随着提取度增加情境下的行为。在我们设计的第一个与时间有关的实验中，任何程度的资源开采都有可能造成对资源的毁坏。不过，很多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情境都有自然再生的过程，一定水平的提取不会给公共池塘资源带来损害。我们实现这种决策环境的方法是，为提取活动设计一个“安全带”参数。在安全带内，毁坏概率为0。在安全带外，毁坏概率呈线性上升。在第五章所讨论的基线条件下，我们观察到了将导致公共池塘资源净收益极度无效率的行为。在第六章所讨论的决策环境下，每种公共池塘资源都遭到了毁坏，而且，多数情况下公共池塘资源的毁坏速度非常快。因此，我们发现，对于有最小制度体系的公共池塘资源来说，经验证据为(有限重复公共池塘资源博弈的)总体效率的博弈理论预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第十章到第十四章的实地研究证据表明，在更丰富的制度背景下，不合作的无效率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在能够孕育合作与(或)对不合作行为进行制裁的更丰富的制度安排下，被试可能会采取能够产生更高效率的行为。第七章与第八章考察了实验室中的这些制度。第七章探讨了面对面交流对提取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就有限重复非合作公共池塘资源博弈而言，一旦引入交流，其中的行为与结果与理论预测极其不同。第八章考察了制裁的行为特性，制裁作为一种独立机制而存在，与交流紧密相关，并且与人们设计内生制裁机制并就其达成一致的能力息息相关。

第九章将依据本篇所提供的证据反回来探讨本书的核心问题。我们提出，在制度“稀少”的环境下，总的来看，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是相当吻合的。但在制度比较丰富的环境下，我们确实发现了有助于解释结果为什么不符合理论预测的行为的规律性。我们也发现了能够以系统方式影响结果的制度变量与自然变量。被试若能利用交流机会就共同投资策略达成一致，能够重复不断地进行交流，或者能够以内部自身的制裁机制支持他们的协议，那么他们就能够从公共池塘资源获得高得多的净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