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考察已经显示出标准的组织原则方法存在三种严重缺陷。极端尊重所有等级型教会组织最高裁判机关的做法与对非宗教社团的处理方式不同，而且这种做法也没有反映许多教会成员的期望。截然区分等级型与集会型教会组织的做法是无法得到支持的。最后，区分等级型与集会型教会组织有时是一件棘手的工作。人们可以通过认为教会组织在某些方面属于等级型在其他方面属于集会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种区分也许又会带来其他问题。

总的来说，尽管塞尔维亚东正教区案支持这种方法，但是组织原则方法在其纯粹形式上存在着严重缺陷。这些缺陷足以使中立原则方法显得更可取。⁽⁶⁹⁾令人头痛的问题是应当如何适用中立原则方法。在这里上诉法院面对着一种普通的管辖权问题。在那些眼光敏锐、思想公正、能力合格且办事聪明的法官眼中最好的标准，对现实中的大部分法官来说也许并非如此。如果人们相信涉及教会组织的案件往往会引发偏见，或处于法院能力范围之外，他们也许会支持区分更清晰、要求更严格的标准，而非那些人们认为适合于最优秀法官的标准。

理论上的标准需要考虑法官能力和他们可能具有的偏见，这才是一种更合理的标准；但是这种标准不应禁止法官考虑与教会组织方式及其成员期望明显相关的因素。因为与财产有关的条款规定在教会宪章中，该宪章涉及信仰内容，因此这些条款需要被忽略于法院的考察范围之外，像这样的例子是相当无理的。在人们认为在没有明示委托用语的情况下总教会依然会合情合理地成功获得财产委托关系的年代，要求在财产转移中存在明示委托用语同样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说法。法院不应判断被改变的教义或实践的核心性，或是针对宗教实践与教会治理形式真诚且重要争议的正确答案；但是法院应当以一种不会被要求作出这种决定的方式来解释教会文件，并且注意到清楚和既存的宗教实践以及对教会权力机关的理解。

有人也许会说给予法院这样的活动空间将会产生不确定的情况，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许多法院对它们应当考虑的问题自我限制太多，这比前一种情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这个国家的许多宗教组织既非像罗马天主教会那样具有严格的等级结构，也不像传统公理教会一样具有明显的集会型组织结构，目前法律对于这些宗教组织的态度是相当不确定的。⁽⁷⁰⁾

中立原则方法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许会使对教会等级权力机关无质疑的尊重态度显得更可取，其可取的程度甚至要超过我在前面描绘的程度。以下是对这种尊重态度的一个可能的辩护理由：(www.daowen.com)

无论上级法院如何按照中立原则勾画其处理标准，为了得出在相关语境下显得公正的结果，审判法官们有时需要让这些原则委曲求全。例如，如果一个地方教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决定脱离总教会的话，那么法院在从地方教会手中收走一处教会建筑的问题上会表现出相当犹豫不决的态度。地方教会的成员很少会自行离开；他们会追随脱离全国教会的教长或牧师的行动。“中立原则”方法将会使全国教会很难维持其基本原则要求的纪律度。美国大部分的重要教会组织都发展出了一套内部裁判系统。按照组织原则—尊重方法，相对于民事法院来说，教会内部的最高审判法庭能够更好地处理发生冲突的地方与全国教会之间的权利要求，尤其是教会法庭不需要对宗教理解问题装瞎子。与其让民事法院在中立原则下苦苦挣扎，还不如采用尊重教会当局的方法。⁽⁷¹⁾

上面的理由显示，极端尊重方法并不需要借助意见混乱的情况或对典型教会成员过时态度的认识来作为其辩护理由。但是，它最重要的方面应当吸收到以中立原则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在那些为了得到民事法律承认而清楚设计的教会文件中，全国教会应当说明其最高审判庭的权力范围。如果其权力是全面性的，民事法院应当认为争议各方已经同意接受（宗教）法院系统作出的决定。在禁止出现过度拖延的情况下，民事法院应当等待并接受这些宗教法庭的决定，除非这些决定存在重大缺陷。

到目前为止我的意见并没有解决最高法院应当对前面提到的这些可取方法在宪法上作出何种程度上的要求的问题。⁽⁷²⁾最高法院应当规定某种形式的“中立原则”方法，在与教会治理方式和财产支配问题明显相关时，允许下级法院广泛考虑各种文件和不存在争议的原则以及教会当局的实践。最高法院应当宣布组织原则方法中僵死的尊重规定是违宪的，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美国宗教的多元性。⁽⁷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