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对失业补助规定了适格条件时，它应在何种程度上考虑宗教良知方面的权利要求以授予豁免？如果它的确会授予豁免的话，这些豁免的覆盖范围应当有多大？⁽⁶⁾

没有任何政府可以明确表示，相对于星期六的礼拜活动，它更偏向于星期天的礼拜活动，或是明确赞同宗教理由要求人们在星期天而非星期六休息的思想。⁽⁷⁾如果政府要求人们在星期六而非星期天工作的理由是：星期天是大多数人休息的日子，许多商店都在这一天歇业，要求对安息日信徒的要求作出妥协的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

因为内心深处的宗教信念而不愿在星期六工作的安息日信徒应当获得失业补助。必须在星期六工作而且有工作的普通雇员并不会因此遭受不公待遇⁽⁸⁾；就像拒绝作战的良知反战人一样，人们可以认为安息日信徒因为非常重要的原因无法在星期六工作。在星期天工作的雇员不会因为安息日信徒不愿在这一天工作但却能领取失业补助而遭受实际损失。⁽⁹⁾对于那些不反对在星期六工作的人们来说，无论法律是否创设例外，他们的处境都基本相同。⁽¹⁰⁾

无疑，如果有更多的人领救济，那么雇主就要向基金支付更多的钱⁽¹¹⁾，但是如果领救济的人有权这么做的话，雇主面临的这种损失并非是不公平的。

如果政府坚持要求希望领取失业补助的申请人必须愿意接受包含星期六工作日的岗位，但是它对星期天工作日却没有采取类似立场，这就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¹²⁾即使认为政府区别对待星期六与星期天的理由涉及普遍休息日的情况，而且并没有故意的宗教歧视，但是，在星期天做礼拜的信徒享受的事实特权还是会成为支持对在星期六做礼拜的信徒作出类似处理的强烈理由。

最后，大部分人相对接受失业补助来说更愿去工作，即使这种工作包括星期六工作日；他们不想失去自己的工作。这种普遍存在的更倾向于工作的个人态度也会极大减少欺诈的发生。⁽¹³⁾

政府不应拒绝给安息日信徒发放失业补助的结论会带来我们在其他语境下讨论过的分类问题。这类豁免应当限于宗教申请人吗？还是应限于宗教组织的成员？还是应限于那些认为自己从个人原则上说不能在星期六工作的人？

这类豁免不应仅限于那些因为原则问题拒绝在星期天工作的人⁽¹⁴⁾；有些信徒的星期六礼拜活动会发生在工作时间，但在这一天的其他时间他们愿意工作，该豁免也应当将这些信徒包括在内。⁽¹⁵⁾如果某人宗教实践的核心内容是参加星期六礼拜活动，想这么做就不能在星期六工作，他将有强烈的宗教理由不在这一天工作。如果这些人可被允许获得补助，这种做法创造的新的欺诈途径非常少；任何想从事欺诈活动的人都可以说他在原则上不愿在星期六工作。

对于那些的确在个人原则上拒绝星期六工作的人，宗教组织成员身份不应成为他们获得豁免的前提条件。有些宗教组织反对在星期六工作，如果这些组织的成员可以获得豁免的话，对于那些通过对圣经的个人阅读和自我反思而使自己相信在星期六工作会违反上帝命令的人，这些人同样应获得前者享有的豁免。⁽¹⁶⁾

豁免应当限于宗教申请人。尽管有人可能在不与制度化的宗教活动发生联系的情况下相信她不应在星期六工作，在非宗教个人中极少见认为星期六的工作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情况。从普通世俗观点出发，一个星期的不同两天没有什么差别；一周七天只是随意确定的结果。人类思想丰富多彩；但如果某非宗教个人声称，由于周六是如此与众不同，因此自己出于良知原因无法在一周的这一天工作，这种情况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州政府可以无视这种要求。

如果避免在星期六工作的原因是时间冲突的话，比较宗教与非宗教要求的问题将更棘手。有些人也许会非常在意只在星期六举行的非宗教集会，或者认为在星期六他们有责任与家人待在一起。⁽¹⁷⁾但是觉得有义务参加集会的感觉是个程度问题。尽管有的人会比许多去教堂参加每周礼拜的人有更强烈的义务感觉得自己应去参加非宗教集会，但很少会有人将参加世俗会议的义务感置于最高等级。然而政府官员不应试图断定当事人觉得她应参加星期六集会的情感有多强烈，以及是否存在相关类型的非星期六集会。(www.daowen.com)

家庭生活的情况非常类似。大部分人都更倾向于不在星期六工作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星期六安排了家庭活动。对于家长来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不仅是打发快乐时光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重要的责任问题。⁽¹⁸⁾如果家庭生活要求能够成为免于受到政府要求人们在星期六工作的规定规制的理由，政府的这种要求实际上将变得无效。⁽¹⁹⁾

在一个强调家庭生活价值的文化中，要求在星期六工作的规定也许同样是错误的。也许那些没有未成年子女的人同样不应被强迫接受星期六的工作，以此作为获得失业补助的条件。对于那些找不到对孩子们的合适保育措施的父母来说，要不要在星期六工作的窘境会相当严重⁽²⁰⁾；而且政府官员也不应在特定父母能否以合理价格为子女找到合适保育措施的问题上指手画脚。许多工作并不要求在星期六工作，对于那些在工作日中其子女都在学校中度过的家长们来说，政府不应坚持要求这些家长可以从事包括星期六工作日的工作。

但是，如果的确存在以能否从事星期六工作作为获得失业补助条件的情况，政府官员不应当必须决定为了有资格获得豁免，对于那些希望花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的父母来说，他们是否感受到足够强烈的义务感。禁止以子女年龄作为获得豁免的条件，那些潜在的“家庭生活”申请人应当无法获得豁免，无论他们希望过“家庭生活”的愿望是否具有宗教性。⁽²¹⁾

作为对以上讨论的总结，只有宗教要求才能有资格获得豁免，这些豁免应当限于“从原则上”反对星期六工作的情况，并且在此类工作与参加宗教礼拜仪式或其他类似宗教活动间应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星期六工作日的处理应当延伸到一周中的其他日子。也许有些无法在平常工作日工作的人会相对那些不能在星期六工作的人更难将自己的宗教义务与普通工作要求协调起来，但是对于那些其宗教日既非周日也非周六的人们来说，公平原则要求对他们作出类似对待。⁽²²⁾

拒绝从事冒犯其宗教信念的职业的失业者不能被认为不具备工作能力——例如，和平主义者不愿制造武器，或穆斯林不愿为了屠宰而养猪。如果雇员因为工作的改变或发展出新的宗教信念因此面对着工作与宗教信念间的冲突，他应当能够在不失去获得失业补助机会的情况下拒绝从事与其宗教信念格格不入的工作。⁽²³⁾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不应当必须从属于某宗教组织，或者遵守他的确是其成员的宗教组织的主导观点。

在工作种类问题上的非宗教良知权利要求，相对于工作日问题来说也许会出现得更多。世俗和平主义者也许会不愿制造武器，强硬的非宗教性动物权利支持者也许会拒绝在商业农场工作，世俗环保主义者也许无法从良知上接受露天采矿活动。就像军事义务中的情况一样，对某些种类的工作有着世俗良知反对意见的人应当获得豁免。

个人对某种工作形式的反对意见不会成为他找工作时的一般障碍。即使他因为良知方面的理由排斥一些工作，在实际生活中他也能够“具备工作能力”⁽²⁴⁾。针对失业补助的法律规定，将那些从世俗反对意见出发拒绝特定工作种类的情况也包括在豁免之中，这并不会显著增加欺诈发生的风险。⁽²⁵⁾

我们的讨论在理论上为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反对星期六工作与反对某种性质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类似，但是针对前一种情况的豁免只能限于宗教理由，而后一种豁免没有这种限制。在研究世俗权利要求是否会具有类似于宗教权利要求一样的说服力，以及将宗教权利要求包括在内是否会严重增加官员评估工作负担并提高欺诈发生风险这些问题之后，这些重要的研究结论决定了这两种不同反对意见在获得豁免时的差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