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人们使用佩奥特理由的困难影响着立法者对豁免的设计，使得对组织成员身份的要求比起良知反战的情况更有说服力。

无论豁免是以行政上的许可证制度的方式实施，还是采取免于刑事责任的方式，免除没有任何组织身份联系的个人的责任是非常不现实的做法。⁽¹⁵⁾判断想使用毒品的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比起决定谁是良知反战人来说更加令人困惑。⁽¹⁶⁾设想一下有人（真诚地）说使用佩奥特使她与宇宙的博大灵魂联系在一起，或显示出神圣真相的本质，或导致对上帝功业的敬拜之情，或（用一些并非直白宗教语言的用语）向她展示出宇宙的统一。这些表述与土著美国人教会也许会归功于使用佩奥特的效果并非截然不同。如果豁免个人使用佩奥特，很多出于消遣目的的使用人也许会开始以这种宏大用语来看待佩奥特，而判断某人在作证证明这些效果存在时是否撒谎将是非常困难的。仅与个人信念有关的豁免将吞噬该禁令，使得执法者放弃起诉使用毒品的行为。⁽¹⁷⁾禁令要生存下来，豁免的对象必须要限于作为组织团体一部分的个人。

而且，这种团体不能仅是推荐个人为了自身利益使用某种药品的组织，当事人与该组织的联系只不过是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身份。⁽¹⁸⁾政府禁止使用毒品的强硬政策不能因为某个组织鼓励使用该毒品而轻易让步。毒品使用问题上的过分放纵态度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涵盖所有个人选择的毒品使用时间和地点的任何豁免都太过宽泛。⁽¹⁹⁾得到豁免的个人应当是正在参加某个组织的集会。

更麻烦的问题是，是否只有宗教组织才有适格性。政府禁止礼拜仪式的核心内容将危及宗教活动，甚至还包括该宗教的存亡。在面对宗教实践的内在价值，以及我们的国家赋予宗教和宗教组织的传统价值时，我们有着强烈的理由去保护礼拜仪式中的种种活动。尽管非宗教组织——例如致力于人类兄弟之情的组织，当其成员在集会中使用佩奥特时将体验到人类团结的情感——也许会提出类似理由实现使用违禁毒品的目的，但是，出于行政方面的实际考虑，将豁免限于宗教组织是更合理的做法。没有几个非宗教组织会像土著美国人教会成员那样重视使用佩奥特的深层重要含义。此外，如果将豁免扩大到这些人身上，欺诈的问题将无法回避。因为许多人想使用毒品，在有着相同想法的人们间成立一个组织，宣布某种冠冕堂皇的哲学并在组织集会中使用该毒品，这种手段远非空想。⁽²⁰⁾尽管有的人也许会合情合理地倾向于认为从理论上说豁免应当包括符合条件的非宗教组织，但是我自己的判断是这时豁免应当限于宗教申请人的诸多情况之一。⁽²¹⁾(www.daowen.com)

限于宗教组织集会当然不会使所有的欺诈都消失。人们也许会“创造”一种假想的宗教以使用毒品。政府官员和陪审员将不得不评估对那些受到起诉的当事人来说，他们的宗教是否是真正的宗教。⁽²²⁾立法者也许会以将豁免限于指定的、他们相信是真诚的团体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担心，或者要求任何合格的团体都应当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些策略都会排除新近成立组织的成员，但他们本有可能有资格获得这种豁免，这是一种不幸的后果。因为任何组织的成员使用毒品的确切效果都常常是有争议的话题，因此组织适格性的问题不应取决于使用毒品对其成员的影响；相反，立法者应当调查，对那些从豁免受益的各种组织成员中，是否应当容忍使用毒品的总体影响。⁽²³⁾因为只有很少几个宗教组织成员使用佩奥特，土著美国人教会的历史也显示很少有滥用情况发生，立法者应当制定宽泛到可以覆盖该教会的豁免。

最后一个问题：宗教组织需要认为使用毒品是必不可少的或必需的，还是该组织认为使用该毒品能带来好处就够了？在一些新教教派中，地方教会会决定是否在领圣餐式中使用葡萄酒或葡萄汁，而且它们可以在不认为教义受到太大危险的情况下变换观点。除非宗教组织认为使用某种物质必不可少或非常重要，立法者不应豁免任何人使用该物质。但是行政官员和陪审员并不一定非要去调查该物质对特定宗教组织的确切重要程度；该豁免应当只要求使用该物质是标准礼拜仪式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