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　企业组织演进与企业治理结构的历史拓展

一般来说，随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一个从个人业主制企业到合伙制企业再到现代公司制企业的过程。企业组织形式之间并非全然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大量并存于现代经济社会当中。

钱德勒对企业成长和制度变迁史的考察，从组织制度上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业主制企业和合伙企业）和现代企业（主要是指公司制企业），认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钱德勒经过考察发现，企业制度变迁是随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张而出现的，另一方面它又是维持和促进规模扩张的必要条件。企业经营规模扩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大规模分配是指大批量经销商品的现代商业企业的出现，是运输和通讯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结果;大规模生产的出现晚于大规模分配，是因为前者除了需要运输和通讯技术变革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上的突破。二是把两者结合于一个单一公司之内的一体化，这种结合导致大量市场交易活动的内部化，结合主要是通过纵向和横向两种方式实现的。在钱德勒看来，真正的企业成长是现代工商企业出现之后的事情，而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是与两项重大的企业制度变迁相联系的：一是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二是企业内部层级制管理机构的形成和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张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和管理过程复杂化，导致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分离的具体形式依企业扩张的筹资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在那些依靠内部资金发展起来的纵向一体化企业中，企业主本人或其家族在企业的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在那些依靠外部资金发展起来的企业中，则是支薪经理在高层管理中居于支配地位。钱德勒把以上过程称为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家族式资本主义的衰落。由于企业成长意味着一部分原先的市场交易内化于企业之中，这就需要企业内部的行政协调机制的相应发达，因此，企业成长的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内部组织机构的变革。传统企业中没有中间管理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复杂化，相应地内部组织分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水平方向的不同职能部门的产生;二是垂直方向管理层级的产生。钱德勒认为这种层级组织机构的产生是现代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

钱德勒的理论是对企业组织形式演进史的一种较客观描述。不过，由于其所处历史的局限性，企业治理中大量存在的“员工参与”现象，以及现代社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调与要求等，都是钱德勒有所忽视或语焉不详的，但对于理解企业的性质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www.daowen.com)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观察到了现代企业的某些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所谓“后现代企业”^[2]的概念。所谓后现代企业即现代公司制企业的进一步演化，如网络型企业、虚拟企业以及联盟企业等。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企业就是一个由核心企业实行战略领导、众多独立企业（卫星企业）参与组成的战略性经营集团。与此相联，后现代企业理论强调：（1）企业是自我演化的经济组织;（2）企业的本质功能是生产功能;（3）企业的生产功能引致了契约的安排;（4）企业增长与发展是居于知识集聚的进化过程;（5）企业行为与战略的“动态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由于所谓“后现代企业”远未成型为一种明确的企业组织形式或制度安排，对此我们不作专门的探讨。

对企业组织形式演进轨迹的纵向考察表明，企业治理结构事实上经历了一个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演进过程：（1）所谓单边治理，主要是就古典企业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个人业主制企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合伙制企业是物质资本逻辑一种形式上的拓展。企业单边治理的最显著特征，是资本家对于雇佣工人的绝对权威。（2）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但这里的人力资本仍仅限于异质性人力资本。钱德勒所说的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就是人力资本职能开始从古典企业资本家当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表现。双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委托代理”的博弈关系。（3）所谓三边治理，主要是就企业“员工参与”即企业内同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企业治理以及剩余分享而言。“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产权;“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取决于企业合约中其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努力”^[3]供给状况所决定的谈判实力;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员工参与”还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实现程度。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股东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4）所谓共同治理，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和剩余分享而言。企业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并非全然的纵向替代关系，也大量并存于现代经济社会当中。与实践相对应，在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中，形成了以物质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委托代理理论和以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逻辑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论两种主要观点。目前，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的共同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共同趋势，在这里我们对此做稍微具体一点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