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　追溯根源：制度环境对企业制度模式的“选择”

如前述，西方企业理论带有“单维性”特征且笼罩着“普适”的神圣光芒。但现实中，企业制度却表征出了显著的模式化色彩。事实上，采取何种企业制度模式是异质性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对此，虽然企业制度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15]所作的实证考察有所察觉，但企业理论本身尚不能提供系统而深刻的理论解释。

探讨异质性制度环境“选择”企业制度模式的内在机理，事实上是在引入制度环境变量的情况下来重新讨论企业内部的制度创新逻辑。其实，企业制度模式不过是经济实践中众多“模式”现象的冰山之一角，现代企业理论也不过是西方理论范式在企业领域的反映。因此广义的来看，引入宏观制度之维对现代企业理论的修正，事实上是在依据实践模式的多样化而进行的对西方理论范式“单维性”内核的突破。

整体观照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的前后路径发现，异军突起的“模式”现象及其研究，其实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多样化的经济发展实践对以“单维性”和“普适性”面目出现的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反动”。西方世界的兴起，其过程具有如下两大特点：（1）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自发自然的渐进过程。（2）西方世界的各个国家，往往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和背景。因此，虽然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的推进在西方世界也不是一个完全均衡的过程，但总体来讲西方各国大都经历了一个相似的制度变迁路径。这主要是因为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异质性文化和制度之间的碰撞或者障碍。由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经济理论的单维性和普适性的色彩。而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尝试，是在很不同于西方的异质性制度环境等条件下进行的一种学习和赶超过程，并且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那么很显然，传统的西方理论范式不能适应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要求。这就是说，要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指导性的帮助，西方经济理论就要正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冲击，并相应对自身进行某种修正。

实践模式的多样化要求理论范式的多维化。目前，虽然有关具体经济模式的研究比比皆是，但由此导向对西方传统理论范式本身反思的并不多见，能够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修正或者创新的更是凤毛麟角，更谈不上对其理论内核的拓展了。比如说，虽然发展经济学较早地采用了模式分析，却并未完成经济理论范式转变的使命，结果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上不尽人意。在企业理论研究方面，虽然目前有关具体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成果比较明显，但是由于相关研究大多没有上升到企业理论的高度进行深入检讨，其结果自然是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更不可能对现实企业制度建设的经济实践发挥理论本身应有的指导作用。

最直观地来看，回应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冲击，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企业理论需要对自身的方法论和分析范式进行如下的修正：（1）改变自身的单维性色彩，转向对多元化的经济发展类型的研究;（2）突破自身的狭义经济逻辑，引入异质性历史和制度等变量;（3）经济发展类型的多样化、制度诸“域”和制度的不同类型之间的互动、均衡与融合，要求对经济现实进行多维度、大视野的综合比较分析。为此，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以及结构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将可能是必要的。

把握了世界的单纯性，并不直接就等于把握了世界的复杂性。新经济社会学关于“嵌入”和“社会建构”的有关思想，为我们分析制度环境对企业制度模式的“选择”机理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我们将在第四章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此进行详细的讨论。

【注释】

[1]古典企业理论的有关内容从略。

[2]［美］迈克尔·迪屈奇：《交易成本经济学——关于公司的新的经济意义》，王铁生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的有关内容。

[4]西蒙：意欲理性，但只是有限地做到，即intendedly rational，but only limitedly so.(www.daowen.com)

[5]转引自程恩富等：《企业学说与企业变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6]“反者道之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

[7]［英］巴拉舒伯拉曼雅姆等：《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8]［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9]对此亨廷顿也有专门的论述。比如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二是中国与西方的对抗。参见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中国发展迈入战略机遇期》，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0]［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11]［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2]同上，第5页。

[13]老子：《道德经》，第三章、第五十七章。

[14]显然，（1）和（2）是理想的两个极端，现实的情况多如（3）所示。

[15]更详细的论述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