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发展经济学的“前车之鉴”

发展经济学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失败”给我们提供了反面的借鉴。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独立分支学科开始于二战结束以后，也曾一度达到“全盛”。但在短短几十年后人们就发现，从整体上看，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现实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不仅没有促进反而阻碍甚至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发展经济学所指出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发展经济，结果大多数失败了;而许多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济发展却又不是按照发展经济学所开出的药方来根治贫困病的。最终，9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家巴拉舒伯拉曼雅姆（V.N.Balasubramanyam）和桑贾亚·拉尔（Sanjaya Lall）承认：“发展经济学这个分支并没有成功地消灭落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科它失败了，而且，由于它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伤害大于好处，所以它的灭亡是受到欢迎的。^[7]”对于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缪尔达尔的评价一语中的：“这些‘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8]”(www.daowen.com)

发展经济学的失败并不是一种偶然，缪尔达尔的论断其实具有一般性的意义。事实上，即使没有西方学者的傲慢与偏见，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很容易迷惑于西方经济实践进而西方经济理论之上的眩目光环。中国一度追随前苏联的经济理论，现在又开始显露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从。虽然对象性质截然不同，但其背后逻辑却惊人的一致。一言以蔽之，和发展经济学一样，现代企业理论在中国难觅其“现代性”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具有“异质性”，而“现代企业理论”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分支，它只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框架高度契合，它只有在西方社会中才具备存在的意义和发言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