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时间:2023-12-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马克思对制度的历史变迁也有深刻的分析考察,不过他认为推动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1.3.3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40]

马克思也有自己独特的制度经济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也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先驱。比如康芒斯说过:“直到19世纪中叶的非正统派的经济学家——例如马克思、普鲁东、凯雷、巴斯夏、麦克劳德——模糊地觉察到所有权和物质不是同样的东西,制度经济学才有了一些萌芽[41]。”诺思也曾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42]。”可以说,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继承了马克思重视和分析制度的理论与传统,并在其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中深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

马克思的制度经济理论体现在他的《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著作中,它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复杂体系。

1.研究对象方面

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对于(历史社会宏观的生产关系和微观的制度安排均有深刻的研究,也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其中,社会宏观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基本等同于制度环境的概念;而微观的制度安排,则重点以企业制度作为典型代表。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表面看起来马克思重点研究的是劳动、商品、资本及其运动等有形的事物,但本质上都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制度安排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深刻揭示。马克思对制度的历史变迁也有深刻的分析考察,不过他认为推动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2.研究方法方面(www.daowen.com)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制度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如前述,在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当中,马克思正是对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具体考察和深入研究,揭示出其特殊劳资关系的深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特定制度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其企业制度也不可能具有永恒和普适的意义。制度环境对于制度安排具有选择功能,制度安排体现制度环境的性质。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之间这种决定与被决定、体现与被体现的逻辑关系,正是马克思凭借制度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所揭示出的深刻结论。

3.理论体系方面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要点包括: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是不会终止的;制度变迁本质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社会的整体制度环境与产业组织内部制度安排的一致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往往要通过阶级之间的暴力冲突来解决;生产关系(制度)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另外,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还包括了人性特征理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内容。

总的来说,上述关于制度分析的三个主要的理论框架,就其中任何一个来看,都无法完全满足我们分析问题的需要。这是因为:(1)就旧制度经济学来讲,其具体观点的提出缺乏严密的论证,其理论体系本身缺乏一个统一且完善的思路,其研究方法虽然体现出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若干特点,但总的来看还显得不够系统和成熟。(2)就新制度经济学来讲,其方法论仍主要是个体主义的,并多停留于微观层面的考察,对于制度系统缺乏一种整体主义的宏观观照;其对制度创新和变迁的研究是在特定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制度)不变的假定前提下展开的,因而只能得出(企业)制度同质性的结论;即使是诺思的新经济史论,虽然也从历史和整体制度框架的角度对制度的激励功能和经济绩效进行了宏观跨度的考察,但对于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关联性关系这样一个维度也缺乏专门的考察,特别是其对于微观制度安排(如企业制度)的激励功能缺乏专门的研究。(3)就马克思的制度经济理论来讲,其虽然采取了制度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也暗含了制度的结构均衡的思想,但过分凸显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过分强调整个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迁,过分注重暴力冲突式的问题解决手段,对中、短期总体制度环境保持基本稳定前提下的微观制度安排创新与宏观制度环境变迁之间的关联性关系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因此对于制度的理解也暗含着一种“同质性”的假设。特别地,虽然我们不能断言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就缺乏个体主义的维度,但马克思对微观制度性质和创新的理解和分析缺乏那种基于经济人交易契约的专门考量是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也并没有最终提炼出交易成本的概念,而事实上交易成本及其比较是制度研究的基本要素之一。马克思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之间关联性关系的考察也较多强调了前者对于后者的选择过程而忽视了反向的选择过程。并且,我们虽不赞成新制度经济学所暗示的制度对于技术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也不太赞成马克思有关技术对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我们认为,脱离开具体的条件和情境,就无法对任何决定性的关系作出肯定性的判断。我们对于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持一种系统论的观点。

当各种理论大厦都暴露出其自身破绽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因此而茫然失向。我们将要看到,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所秉持建设性的愿望,而且还因为多种理论框架之间内在的互补性已经给我们暗示了新的方法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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