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古代的和谐思想

在西方，最早把“和谐”作为哲学基本范畴的大概是与中国的老子处于同一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了。据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两句著名的哲学格言：“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什么是最美的——和谐”⁽¹⁾。并把和谐定义为“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²⁾。毕达哥拉斯学派从和谐的角度提出了数的本体论，并从数的和谐本体论出发，认为音乐、宇宙、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本身就体现着和谐。关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观，将在下一节做详细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作为“辩证法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继承并发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思想，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和谐这一概念的含义。赫拉克利特认为，“对立造成和谐”⁽³⁾。“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⁴⁾。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现象，和谐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是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赫拉克利特从自然界、生物、艺术、神等方面论证了这一思想。他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中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中产生和谐。例如，自然便是将雌与雄配合起来，而不是将雌配雌，将雄配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相。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⁵⁾神也是如此，“神是日又是夜，是冬又是夏，是战又是和，是不多又是多余”⁽⁶⁾。

赫拉克利特不但提出了对立统一的和谐观点，还克服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绝对静止的观点，他把和谐看作是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他说：“疾病使健康成为快乐，坏事使好事成为愉快，饿使饱成为愉快，疲劳使安息成为愉快。”⁽⁷⁾“我们身上的生和死、醒和梦、少和老始终是同一的。前者转化，就成为后者；后者转化，就成为前者。”⁽⁸⁾

赫拉克利特在欧洲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斗争”这一范畴，认为和谐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只有斗争才是普遍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而在“和谐”与“斗争”之间，“看不见的和谐比看见的和谐更好”⁽⁹⁾。赫拉克利特的和谐观带有深刻的辩证性质，他克服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谐观中的形而上学因素，不仅明确提出了对立统一的辩证的和谐，而且对其各方面进行了非常深刻的论述。

古希腊智者派的出现预示着自然哲学向人的哲学的转变，苏格拉底则使这一方向进一步明确化，第一次在真正的意义上发现了“自我”。随着哲学方向的转变，和谐观的内容也相应的丰富和改变了。当然，真正实现这一转变的是柏拉图。柏拉图除了发展以往的和谐思想特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宇宙和谐的思想外，更重要的是，他明确地使和谐范畴具有了社会伦理的意义，促进了和谐观的伦理化。他的代表作《理想国》就是论述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国家。柏拉图的和谐观强调现实世界中事物之间两种相反因素的融合，即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统一。(www.daowen.com)

柏拉图的这种观点在其论述国家的和谐、个人灵魂的和谐以及两者的和谐时得到充分体现。关于国家的和谐，柏拉图认为，国家应该有“统治”、“保卫”、“生产”三种职能。相应地，国家也应该有三个等级，即哲学家、军人和生产者。只有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尽其责，国家才能实现正义与和谐，否则就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如果一个天生的手艺人或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财富或者能够控制选举或者身强体壮、或者有其他类似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蛊惑或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同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¹⁰⁾关于个人灵魂的和谐，柏拉图认为，正像国家可以分为三大阶级一样，“我们也可以假定个人在自己的灵魂中具有城邦所发现的同样的那几种组成部分”⁽¹¹⁾，即人的灵魂可以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那么这三部分的关系如何呢？同样应该根据他们在灵魂中的职能各司其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灵魂的和谐。其中，理智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激情应该服从它的领导，当激情和理性的关系得到协调时，它们就联合起来去领导欲望，“当人的这三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¹²⁾时，灵魂就实现了内在的和谐，同样，个人也就实现了内在的和谐。那么国家的和谐如何与个人的和谐达成统一呢？“我们不是很有必要承认，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和城邦里一样的那几种品质和习惯吗？因为除了个人之外，城邦是无从得到这些品质的。”⁽¹³⁾这就是说，国家的和谐来源于个人的和谐，只有组成国家的每个人“竭力尽职，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劝导其他人，大家和他们一样。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一份幸福”⁽¹⁴⁾。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丰富了和谐的内容，他证明并发展了毕达哥拉斯的灵魂学说，进一步发展了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的辩证法。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学说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他在《论灵魂》一书中指出：“尚还有一种关于灵魂的理论，……它的拥护者们说，灵魂是一种和谐。因为：（1）和谐是对立物的一种融合或合成；（2）肉体是由对立物合成的。”在此，他吸收了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辩证法理论，把和谐看成对立面的统一。同时，他又用质料和形式这对范畴来论述肉体和灵魂的关系，指出肉体是构成生命个体的质料，是潜在的生命体，灵魂则是生命个体的形式，是现实的生命体，而有机的生命个体就是肉体和灵魂的和谐统一体。

中道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前提之一。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过度”、“不及”和“中道”三种状态。过度和不及两种情形都是不好的恶行的特征，是一种失败的形式。唯有处在过度和不及之间、两恶之间的德性即中道才是最好的、受称赞的。根据中道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他的理想城邦社会进行了设计，他将寡头制与平民政体混合起来，力求集中两者的优点而避免其弊端。他超越平民派与寡头派两种偏颇而呈现出正义观的中和特性，既考虑到平民的自由身份，又照顾到财富、能力、品德等因素，从而在公民内部实现了“轮番为治”，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其社会地位以其德才为依据。在“混合政体”中，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各阶级力量能够合作与均衡，从而最终减少冲突，实现和谐。

通过对古希腊和谐观的分析，不难发现，其发展过程是从天国转向人间，从自然转向社会，即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宇宙观以及神秘的灵魂和谐向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和谐、柏拉图的社会和谐的过渡。

到罗马和中世纪时期，西方也没有停止对和谐观的关注和研究。早期基督教代表奥古斯丁认为，文学、修辞、建筑等学科都存在和谐有序的问题，且人身体的各个部分也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通过自然和社会的和谐来论证上帝的存在，认为一些无知识的人，甚至包括一些生物之所以能够为着一个目标循着一定的秩序活动，就是因为上帝这个“智慧的存在者”的作用。文艺复兴以后，和谐问题又以新的方式得到研究。哥白尼的日心说让人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太空系。莱布尼茨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的和谐的整体”⁽¹⁵⁾，他创立的有机哲学体系所包含的整体观念、和谐观念对现代科学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哲学家康德用动态、进化的观点，对宇宙的整体、等级性、多样性、有序性等关系发表了精辟论述。黑格尔则通过对整体和部分、对称与不对称、一致与不一致、有序与无序、秩序与和谐等的研究，在事物的系统性与和谐性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柏拉图的“理想图”到卢梭的“社会契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和谐”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格林的“政治和谐”，始终贯穿着对和谐社会理论的构想及对和谐社会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