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汉到明时期的和谐教育思想
先秦以后，历代不少思想家、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含有和谐教育的因子。如董仲舒对孔子仁智统一思想的论述、刘劭从心理学角度对因材施教的发挥、嵇康的自然主义教育理想、颜之推的幼儿教育观、韩愈的师道观、柳宗元的自然主义教育法、胡瑗的“苏湖教学法”、朱熹的教育阶段和内容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等，下面择要简述。
1﹒刘劭的因材施教观
刘劭是中国教育史上用心理学理论系统论证因材施教的第一人，他根据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其差异，对教育对象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首先，刘劭提出“观其夺救、观其感变、观其志质、观其所由、观其爱敬、观其情机、观其所短、观其聪明”(111)，要求根据这八种方法来分析人的心理特征及其差异。如第七种认识方法是“观其所短”，他认为“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讦；刚之失也，厉”(112)。就是说，多数人的个性都有缺点或不足，其中，直率之人的缺点是攻讦别人之短，而刚正之人的不足是对别人过于严厉。他说：“然有短者，未必能长也。有长者，必以短为征。是故观其征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长可知也。”(113)可见，刘劭的八种观人方法含有朴素的辩证法。
其次，刘劭用“中庸”作为衡量个体气质、性格等心理特征及其差异的主要标准。他认为过之为“抗”，不及为“拘”，并据此将人性分为六组，即强毅之人、柔顺之人；雄悍之人、惧慎之人；凌楷之人、辨博之人；弘普之人、狷介之人；休动之人、沉静之人；朴露之人、韬谲之人。(114)进而提出教育要采取的相应措施。如对于第二组的雄悍之人、惧慎之人，他指出前者气盛性急，优点是胆勇过人，缺点是为人尖刻；后者胆小善良，优点是恭敬谨慎，缺点是生性多疑。根据这些分析，他主张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如对于雄悍之人，应该提醒他认识好勇亦致挫折的道理；而对于惧慎之人，则应该鼓励他坚持真理的信念。
刘劭的这些理论为因材施教的原则和方法及分科教学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心理依据。
2﹒嵇康的自然主义教育理想
嵇康继承了道家自然主义的思想并使之玄学化。他猛烈地抨击了世俗教育，认为它会导致社会的虚伪和教育的腐败，而理想的教育则有助于保持人的自然本性。
嵇康自然主义教育的理想模式是“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115)。所有一切都是“默然从道”，“忠”、“义”本来也是附属于自然。人们在这个世界里，可以“弹琴吟诗”、“俯仰自得”，“教养子孙，时与亲书叙离阔，陈说平生”(116)。
自然主义教育要求培养“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的“君子”。那么，这样的君子是一种什么形象呢？“夫气精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117)“无措”指排除私心杂念，“通物”指超脱自我，融于宇宙之中。这样身心就能无拘无束，不为外物所累。
嵇康还专门在《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中论述了怎样使君子身心两方面得到自然的发展，并提出身心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他认为，“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守之以一，养之以和”是获得身心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老子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述，嵇康在这里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和”的思想，认为只有“和理日济，同乎大顺”，才能达到“无为自得，体妙心玄”的自然发展的生命境界。
3﹒颜之推的幼儿教育观
颜之推是我国古代最早论述早期教育必要性的教育家之一，他关于早期教育的方法有两点值得思考。
第一，主张严慈结合，即“父母威严而有慈”(118)。他指出，对于子女的教育，切不可“有爱”而“无教”。颜之推说：“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结果是“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侵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119)。显然，颜之推这里讲的“有爱”，不是真爱，而是溺爱。所谓“无教”，实际上是指错误的、放纵的做法，听凭孩子为所欲为，做了错事反而夸奖，该批评的却一笑置之，待到稍大以后，形成了习惯，禁止不住，就大加体罚，这样做除了肉刑之外，并无教育，所以即使打死也无济于事。颜之推用这个实例从反面充分说明；幼儿教育应当严慈结合，一定要实施正确的教育，反对溺爱。
第二，幼儿教育要注意儿童智力的发展水平。从胎教，到“子生咳提”，再到“当及婴稚”，以至“人在少年”，大体有一个分期的轮廓，对于儿童心理和智力的发展程度也应给予相应重视。颜之推在《风操》篇记载了一个民间流传的试儿方法：“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试儿是测试婴儿心理发展水平的一种朴素方法，这是颜之推重视观察儿童心理的一个旁证，也表明他的早期教育思想是以儿童智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
4﹒韩愈的师道观及柳宗元的自然主义教育法
韩愈认为，教师教学的主要任务是“传道”，学生求学的主要任务是学道，能否当老师也应以“道”作为衡量标准。谁先闻道，谁就有条件给人传道，因而人无论年龄大小、地位贵贱，凡有道者皆可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由于社会上有道的人不少，皆可为师，因此求学的范围亦不应受到限制，当学无常师。正是由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如果有专长，也可以为教师，教师也可以向有专长的弟子学习，教师与弟子之间相互学习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此，他把师生关系看作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对维护教师绝对权威的传统教育思想是一种否定，显示出辩证、民主的教育倾向。
柳宗元的自然主义教育法受到“道法自然”等道家思想的启发，认为事物有其自身的生长发展规律，顺应规律就能正常生长发展，违反规律则会妨害生长发展，人亦是如此。在《种树郭橐驼传》里，他以树木的栽培为例，借一位擅长栽培的驼背园艺师讲了这个道理。“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可见，园艺师种树贵在能顺应树木生长的本性，为其创造合适的条件，使之自然生长。由于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而是顺其自然，使树木的本性获得发展，即“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所以最终取得成功。从“问养树得养人术”，他认为教育儿童的根本方法同样在于注意儿童发展的自然规律，不妨碍儿童的自然成长。
5﹒胡瑗的“苏湖教学法”
胡瑗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贡献是创立了“苏湖教学法”。“苏湖教学法”对宋代学校教育、人才培养和学术风气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总体而言，“明体达用”、“分斋教学”、“因材施教”构成了其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www.daowen.com)
（1）“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
所谓“明体”，就是领会圣贤之遗意，理解儒家经典之道理，掌握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传统伦常道德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所谓“达用”，就是实践儒家的精神、道理，以之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并产生实际功效，简单地说就是“学以致用”、“知行统一”的精神。
（2）创立“分斋教学”的教学制度
胡瑗依据“明体达用”的思想，设立了“经义”和“治事”两斋。经义斋的学生学习六经经义，通晓儒家经典，具有较高的学术、道德修养，可担任高级统治人才。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学生每人可选学一门主科，还要兼学一门或几门副科，“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120)，以此来培养各职能部门的专业技术人才。胡瑗的分斋教学和治事斋的创建，把民、兵、农、算等实用学科放在与儒家经典同等的地位，改变了以儒经为主的单一的教学制度和内容。
（3）“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胡瑗在教学中始终贯穿一条最基本的教学原则，那就是“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我国传统的基本教学原则，但以往的因材施教都是在个别教学条件下实施的，胡瑗则将其置于分斋教学的条件下，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对以往“因材施教”原则的进一步发展，才促成“分斋教学”制度的诞生。圣人之学是分门别类的，经义和治事都是圣人之学，由于个人一般不可能兼备，故只能取其性之所近的一科或数科解读。胡瑗使志趣爱好、所习科目相同的学生集中在一起相互研讨，彼此磨砺，有助于每个学生各尽其才。正因如此，胡瑗的学生中有不少都成为宋代有名的人物。欧阳修曾称赞胡瑗“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子弟皆贤才”(121)，这正是因材施教教学原则的成功。
（4）教学方法
第一，自学辅导法。胡瑗在太学教学时，主要采取这种方法，以自学研讨为主，教师加以指导，“亦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就当时政事，俾之折衷”。(122)众多学生各按其性学习、群居，自学讨论，尔后由教师以各种形式辅导、督促和检查，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效果。
第二，直观教学。胡瑗在湖州主持教学时，将《周礼》、《仪礼》、《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绘制成图，悬于讲堂，使学生借助图形来理解古代的礼仪制度。“人人得窥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对之，皆若素习。”(123)
第三，游戏教学。孔子曾十分重视为学生创造欢乐的气氛和生动的环境，胡瑗继承、发展了乐教方法。据《安定言行录》记载，胡瑗在太学任教时，每当考试完毕，总是带领学生到肯善堂去奏乐歌诗，并亲自指挥演唱，直到深夜。据说，胡瑗平时对学生要求很严，但十分支持学生的业余娱乐活动，校内充满欢乐情绪，学校附近经常可以听到悦耳的音乐和歌声。通过游戏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师生的情感，发展了学生的情趣，有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
第四，考察游历。古代教育家如孔子、孟子、荀子都重视游历教育，胡瑗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他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各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见闻，则为有益于学者矣”。当他率弟子来到关中潼关，上至关门时，看到“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势雄张”的景象时，感慨地说，“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岂可不见之哉”(124)。
胡瑗在教学方法上有很多创新之处，其不囿成规、不断创新的精神丰富并完善了传统的和谐教育思想。
6﹒朱熹的教育阶段和内容论
朱熹对教育阶段的划分和教育内容的安排是以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和思维发展水平为依据的。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125)
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无论是王侯将相子弟还是庶人俊秀子弟，都要进入小学、大学。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主要是道德规范和读写训练。朱熹特别重视小学阶段的教育，喻之为“打坯模”，认为在小学阶段如果打好了圣贤的“坯模”，将来在此基础上加工，就可以使之成为圣贤。朱熹指出，小学以“教事”为主，为此，他为儿童编写了《小学》等教材和读物，其中包括不少鼓励学习和历经磨砺的典型实例，通俗易懂、生动具体，便于儿童学习和仿效。
大学教育是在小学教育基础上的继续深造和培养，以使品德、学识、才能等有相应的提高。大学阶段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穷理”、“修己”、“治人”三个方面。朱熹认为：“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26)所谓穷理，即研究一切事理，但主要还是学习儒家经典。所谓“修己”，即“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所谓“治人”，是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关于小学和大学的关系，朱熹认为，一方面两者有区别，如在教育内容上，小学侧重于事，大学侧重于理；在教育方法上，小学侧重于习惯训练，大学注重读书穷理；但另一方面，两者又有联系，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延伸。朱熹关于教育阶段和内容的见解，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有其独到之处，他注重小学和大学的连贯性，也符合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
7﹒王守仁的知行合一
王守仁在《传习录·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说：“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在此，王守仁认为，对于学习者来说，教育应“开其知觉”、“调理其性情”或“顺导其志意”、“导之以礼”，即使受教育者的知、情、意、行得到协调统一发展。不仅如此，还要“动荡其血脉”，“固束其筋骸”，使其身心也处于和谐发展之中，最终“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他指出，这种使人获得和谐发展的举措，乃是“先王立教之微意”，也是我国自古以来育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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