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因素的影响

1﹒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指出，地理环境是造成中国与欧洲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自然环境对于一个民族早期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定的地理环境能够逐渐形成相应的民族性格、精神面貌和思维习惯。

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对中华民族赖以生养栖息的土地做过如下描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¹⁾又说：“四海会同”⁽²⁾、“文命敷于四海”⁽³⁾。在《尚书》一书中，多次提到四海，认为中国在最早时四方皆有海，这虽然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民众对此深信不疑。正因为古人认为中国四周皆有海，所以称中国为“海内”，外国为“海外”，“四海”则泛指天下。《孟子·梁惠王上》有“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之言，《汉书·高祖纪》称“天子以四海为家”。中国为海中之国的地理观，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当代学者张正明说：“地中海中间虚、边上实，‘海中地’中间实、边上虚，这是地理的格局。地中海区的各族类总是这边望着那边，‘海中地’区的各族类总是四边望着正中。由此，地中海区有用不完的冲刺力和弹跳力，易散难聚；‘海中地’区却又有吸力、又有张力，经常抱成一团。”⁽⁴⁾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活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人重统一、讲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地理观或可商榷，但中国的实际地理环境与中国的和谐精神确有着内在的关系。

中国地理环境的最大特点是地域的广阔性与地形的复杂性的统一。总的来看，中国幅员辽阔，地跨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三大气候带。西北部的塔里木盆地和蒙古草原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和大片干燥的草地；东南部的长江和珠江流域则是另一番水波连天、山清水秀的景色，其间江河湖泊星罗棋布，又被大海所环抱。西南部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雪峰耸立、群岭连绵；而东北部则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草原。在整个中国，西部的崇山峻岭与东部的大江大河交相辉映。西北部的封闭性内陆地形与东南部濒临大海的开放型地形互相补充。地域的不同和地形的多样化产生了多样化的文化形式。求和谐，求融洽，在多样化中求统一，正是早期中华民族面对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特征。(www.daowen.com)

2﹒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方面是处于高山、大海、大漠的环抱之中，几乎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另一方面，内部又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所以，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就决定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古代中国的经济生活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使时空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得非常狭窄，从而限制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和交往程度，使个人只能在一个非常狭小封闭的环境中活动，过着一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很少受到外界的干扰，于是便长期延续下来。

中国农业社会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在政治上则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形成公社形式，高度重视血缘宗法关系的亲疏之别以及由此派生的等级秩序的贵贱之分。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族长被誉为天子，下面依次为诸侯、卿大夫、士等，都是按父权家长制辈分来分田制禄，被统治者也以血缘为纽带“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政治上君臣、臣民的隶属关系与血缘上大宗、小宗的亲疏、高下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天有十日，人有十等”⁽⁶⁾的矛盾与差别，在用亲亲与尊尊的血缘宗法制进行调整和解释时，这种统治者内部的君臣关系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矛盾意义就被合法化，进而使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上下、尊卑、贵贱的差异和冲突为血缘纽带的亲亲关系所遮掩并调和。

这种政治形式保证了血缘宗法关系中大宗小宗、亲疏高下的严格区别和等级世袭。这种命定论的思想，使人失去了进取心和创新精神，头脑被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最终成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和思想奴隶。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活动中，人们可以看出“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遍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⁷⁾。自然的变易与更新，仅囿于岁月往来；社会的发展亦仅限于父子承继的周期，人们的眼界总是超越不了“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⁸⁾的循环论框架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