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垃圾处理设施的环境风险与社会影响

6.1　垃圾处理设施环境风险的定性分析

6.1.1　风险沟通及其内涵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受到各种风险的影响，其中环境风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有效抵御风险，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判断多大程度的风险是可能接受的，这一点由于涉及价值的判断基准因此要求其具备科学合理性尚存在界限，如图6-1所示［198］。那么判断的正确性就需要社会的合理性来支撑，而确保社会合理性的则是社会的共识。风险沟通指在利害相关者参与的情况下形成对风险判断的共识过程。

图6-1　影响协议结果的主要因素

6.1.2　垃圾处理设施的环境风险

邻避设施近年来的问题是区位选择，由于邻避设施有一定的环境风险，这一风险是由化学物质引发的。以对人体健康影响H及其产生的概率P的乘积H•P来表示环境风险的程度。通过把握影响的大小以及产生的概率来认知那些危害所造成的后果。一般来说，伴随环境风险的设施之所以遭人厌恶并且区位选择面临困难是由于居民难以接受那样的风险，他的背景包括：可接受的风险种类、科学评价的风险与认知的风险之间的背离、风险信息提供者的可信性。

首先关于可接受的风险种类，Slovic认为面对非自发接受的风险、无直接个人利益的风险、可能带来毁灭性伤害的风险、伴随新技术的风险、与下一代健康有关的风险等人们大多非常恐怖、极力回避［199］。Gregory＆Mendelshon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0］。对于设施排放的化学物质，当然要正确理解各种物质产生的影响，但至少在认知水平上大多被想象成一种致死的伤害或担心对下一代健康造成影响。

其次是科学评价的风险与居民风险认知的背离，Kasperson et al认为风险认知在两个阶段被扩大，一个是信息传播阶段，另一个是社会对其做出反应阶段［201］。Burns et al在同样的研究当中强调风险认知在扩大过程中媒体的作用［202］。设施的区位选择带来的环境风险有时成为社会问题，区位选择的反对运动在全国多处发生。在全国发生的反对运动相当于社会做出反应的阶段，是风险认知扩大的过程。

不信任感导致人们对风险认知更加强烈［203-206］。Slovic认为对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的不信任会严重妨碍正确的风险认知的形成。Sandman et al认为伴随不信任感的风险信息与不伴随不信任感的风险信息相比，即使风险的程度一样也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认知。在实际的设施区位选择过程当中，风险信息的提供者大多是区位选择主体，当居民对该主体持有不信任感时，居民的风险认知可能会变大。

由以上可知，当设施带有化学物质引发的环境风险时会被认为此种危害是致命的、会波及下一代，与单纯的麻烦不同，这种被认知的危害很难被人接受。

垃圾处理设施给周边地区带来的环境风险包括焚烧设施排放的各种大气污染物质、保管设施和填埋设施产生的有害化学物质等。其中整个社会比较关注的是二英问题。20世纪90年代，日本全国范围内非常关注垃圾焚烧设施排放的二英问题，1999年制定了二英对策特别措施法，大幅度强化了对焚烧设施的排放规制。最近，有人指出当时的反应过于强烈［207］。

笼义树调查了当时垃圾焚烧设施的区位选择纠纷事例，指出事业者与周边居民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是导致纠纷长期化的原因［208］。在该事例中区位选择没有公开进行，应居民的要求后来对区位选择的过程进行了说明。但是临时的应付使得提供的信息产生差错导致不信任进而使区位选择难以达成共识。

如上所述，带有环境风险的邻避设施在区位选择时，要让周边居民接纳这一 风险必须在提供风险信息的区位选择主体与周边居民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目前日本的区位选择过程大多通过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科学的评价，达到环境基准同时不会对周边居民造成具体的伤害，但是如果居民不信任提供信息的一方就不会接纳这一风险，今后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以合理的风险沟通为前提的信任关系。

6.1.3　基于人性公平视角的设施区位选择

为了避免居民提出抗议，邻避设施的区位选择有时会偏于特定地区。就是强迫特定地区承受邻避设施区位选择造成的苦恼，在分配的公正性上存在问题。美国有害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分布偏于非裔美国人居住区被视为问题［209］，被认为是与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相关的问题之一。在日本，秋山贵（2004）就垃圾填埋场的区位选择定量描述其空间分布不均的同时定量评价了周边居民的苦恼。

不管怎样，邻避设施必须面对区位选择这个现实，揭示分配的不公还不够，问题是应当如何去区位选择、选在哪里。笼义树认为要扭转分配的不公必须有合理的补偿措施和摸索替代方案的程序，因此作为区位选择阶段的信息，对承受的苦恼进行客观评价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居民参与也必须从区位选择这个阶段开始。这样才会实现分配以及区位选择的公正性［210］。

有一个比较朴素的疑念，就是在居民参与下邻避设施的区位选择容易进行吗？特别是邻避设施的区位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公开进行的，这是因为不论选在哪里都会遭到居民的反对因而采取回避终无定论的做法。但是，在没有征得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区位选择依旧会面临困难。正确的做法是不仅仅事先疏通、修建福利设施，还应当与居民交流、完善居民参与方式［35］，仅仅对过去的纠纷事例重复以往的交涉和说服是难以解决的，研究居民参与的可能性必不可少［211］。

在实证研究上，原科幸彦、小野间史敏通过对垃圾焚烧设施周边居民的采访调查和问卷调查，指出也存在一种情况，就是设施建设的反对派参与到区位选择纠纷中导致居民对行政不信任，在解决纠纷的过程当中居民认识到设施的实际情况从而减少了对行政的不信任，对设施的优点也会理解更多［36］。原科幸彦和Harashina基于区位选择纠纷的事例分析，指出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主体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强调纠纷解决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居民不光是反对的主体，也会通过获得新的信息改变态度［37-38］。

近来日本设施的区位选择纷纷采用在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阶段让居民参与的方式。东京都狛江市设施区位选择是一个先驱性事例，长野县中信地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一个先进事例。该事例讲述了在项目着手阶段由于当初的计划未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而难以进行，为了使设施建设计划达成共识设置了讨论委员会，在居民的参与下从设施的必要性到区位选择候补地区的筛选都反复协商。这是一个达成共识的典型事例［212-213］。

垃圾处理设施是邻避设施的典型，以大桥光雄为首很多研究指出日本各地都有当地居民针对产业废弃物（日本《废弃物处理法》将废弃物分为以家庭垃圾为主的“一般废弃物”和伴随各种产业活动从工厂、事务所等排出的“产业废弃物”）处理设施区位选择的反对运动。以行政作为区位选择主体的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之难也是一样的。人们对权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日本近来废弃物行政推出的广域处理（将小规模的一般废弃物焚烧厂合并起来，把若干市町村的焚烧厂合并建设成一个广域处理的大规模设施）更增加了区位选择在哪里、如何进行区位选择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6.2　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的外部费用定量评价

垃圾处理设施自不必说，近年来日本产业废弃物处理设施也在区位选择过程中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与附近居民展开对话。为达成共识而采取各种措施当然必不可少，但是居民回避在附近区位选择的思想却依然根深蒂固。其背景就是，即使完全没有环境影响，但是由于区位选择被大多数人嫌恶，所以依然存在着污名（stigma）影响并引发资产价值的下跌，为了与环境影响区别开来，此处将邻避设施区位选择可能带来的上述影响称为社会影响。所谓的社会影响是指，与具备同等城市潜力（Potential）的地区相比，邻避设施周边居住和办公用地其发展方式会有差别，这是认知性环境质量的下降对人们选择行为产生影响的结果［214］。

起因于设施区位选择的外部费用（社会费用）是设施区位选择计划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信息之一。通过外部费用内部化，与削减排放和再生利用等其他垃圾处理方式（option）进行比较，可能就会采用不同的垃圾处理计划。计划与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如何进行区位选择外部费用的定量评价。外部费用评价手法可以使用社会统计数据这种客观的数据、也有基于问卷调查的。以下介绍具体事例。

6.2.1　基于问卷调查的评价与分析

尽管基于问卷调查的方法一直受客观性问题的困扰，但是却有一定的灵活性，就是只要很好地制订计划就能对各种对象展开调查。

秋山贵采用问卷调查通过联合分析法对填埋场附近居民的厌恶感和心理负担进行了评价。调查概要如表6-1所示。采用选择型联合分析的属性及水准如表6-2、所提问题如表6-3所示［33］。

表6-1　调查概要

表6-2　居民邻避意识的属性与水准

续表

表6-3　问卷调查中的问题示例

该问卷调查设想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对于效用函数中可观察部分设定了线形模型，使用附加条件的罗吉特模型。提出①在废弃物可接收范围方面，对于扩大接收地区和接收产业废弃物处理抵触较大；②在土地利用方面，对山林（有水源地）、住宅周边、农地周边的区位选择有抵触，特别是对于有水源地的山林的区位选择，其风险认知很高；③填埋场的影响范围为8.4km左右（图6-2）。

日本关东地区1都8县产业废弃物填埋场位置以及离填埋场一定距离处出现缓冲的情况如图6-3所示。缓冲区内是产业废弃物填埋场潜在影响存在地区。5km和8.4km的缓冲区内填埋场影响范围叠加，可看到超过单个影响的累积影响，从分配的公正性视角看存在问题。可以将目前的社会影响当作外部费用，研究以某种形式加以补偿。

秋山贵认为可考虑使用“环保补贴”进行外部费用的补偿。推算联合分析中各属性的界限评价额，结合图6-3所示产业废弃物填埋场区位选择状况，表6-4显示了考虑接收其他县的产业废弃物以及到自家距离时外部费用估算结果。1都6县（已明确产业废弃物的都县外移动量）其外部费用为每年26亿日元。用都 县外移动量53.1万吨/年除26亿日元，就可以计算出产业废弃物填埋场带来的 外部费用，即单位重量的“环保补贴”。

图6-2　自家到填埋场距离与效用水准的关系

图6-3　产业废弃物填埋场社会影响的偏移

26亿日元÷53.1万吨=约5000日元/吨

该数额与日本目前导入的环保补贴以及产业废弃物税相比非常大。这意味着产业废弃物填埋场的社会影响大。秋山贵指出这个评价仅仅是一个估算，今后还必须进行多方面的评价。

表6-4　产业废弃物填埋场的外部费用

6.2.2　基于社会统计数据进行的评价

对外部费用进行定量评价的另一个方法是使用客观数据进行评价，即基于资本化假说的特征价格法，该手法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但是，将特征价格法用于评价废弃物处理设施区位选择的社会影响时，会产生能否获得合理的地价数据的问题。就是说，在土地流动性低的地区很难获得市场价格数据，在垃圾处理设施周边要获得充足的样本很困难。

针对难以获取地价计测数据的地区，笼义树、高辻秀兴开发了一种推算地价的手法，将以首都圈为对象的基准网格（一个边约1km的正方形面积）分类成为具备同等城市潜力的地区，从土地利用变化和资产价值变化两方面进行社会影响评价。土地利用变化表示设施区位选择对周边地区城市规划方面的影响、资产价值变化表示经济方面的影响。总之，都表示邻避设施区位选择对人们选择行为产生的影响，尽管城市潜力一样，如果在存在邻避设施的网格上产生了这样的社会影响，就意味着出现了分配的不公。土地利用很容易让人与认知性环境关联起来考虑，因此与资产价值损失产生的影响相比，可作为区位选择时与居民沟通并达成共识过程当中的有用信息来使用［43］。具体内容如下。

6.2.2.1开发推算地价的手法

具备公示地价等计测地价的地点一般都分布不均衡，可以考虑开发任意地点的地价推算手法从而计算各网格的资产价值。由于现实上使用地价函数推算任意地点的地价存在困难，作为第二良策笼义树、高辻秀兴提出的方案是，使用由地价推算地点附近的测定地价构成的德劳内（Delaunay）三角形进行几何学插补这一手法（以下称为Delaunay插补）。

Delaunay三角形与以点和点的邻接关系表现几何学的Voronoi图是对偶图形的关系。Voronoi图被应用于设施的最适配置，定义如下。设施区位选择地点为Pi、同一平面上的任意点为P、点Pi与点P之间的直线距离以d（Pi、P）表示时，与点Pi对应的Voronoi领域V（Pi）则用下式表示。

式①意味着直线距离将Pi比Pj短的领域作为V（Pi）。Voronoi领域可以规定所有的Pi，由这些集合形成的全体几何图形称为Voronoi图。

将Voronoi图中的点Pi称为母点，延长连接邻近Voronoi领域母点的线可构成边与边相互不重合的三角形，这就是Delaunay三角形。将构成Voronoi领域的边与边的接合点称为Voronoi点，这是Delaunay三角形的外心。

Delaunay三角形由标高测定地点的集合构成多面体地形图，由此Delaunay三角形作为适于近似地形图的手法而为人所知，因为Delaunay三角形的特点是Delaunay三角形进行的平面分割使各三角形的最小角度达到最大。笼义树、高辻秀兴提出将计测地价看作是标高，然后描画出与地形图一样的图形，通过Delaunay三角形网插补并推算任意地点的地价。设地点坐标为（x、y）、Delaunay插补地价为p（x、y），该地区资产价值由下式给出：

以千叶县16个城市为对象，除去1994年固定资产税评价额（土地部分）以及固定资产税对象范围以外的公用地后使用式②计算出的地区资产价值关系如图6-4所示，回归式如式③所示。表明各市地区资产价值与固定资产税的协调关系。

决定系数R2= 0.921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

CT—固定资产税评估费，土地部分（十亿日元）

CV—地区资产价值（兆日元）

图6-4　地区资产价值与固定资产税评估费之间的关系（1994年）

6.2.2.2按照城市潜力对地区分类

将表6-5的数据作为显示城市潜力的属性，以1990年为基准将以网格为单位的地区分成相同的小组。从对象中去除掉由于计划性大规模开发造成土地利用变化急剧变化的网格，能够全部利用上的基准网格当初是6143个，结果分析对象压缩至5432个、约为原来的88%。对表6-5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后计算出4个独立的合成变量，然后使用这一变量通过群集分析对基准网格进行分类。4个合成变量的累积贡献率大约为80%。结果，可获得表6-6所示的8个小组，其中包含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网格的群集有4个。

表6-5　用于地区分类的数据

表6-6　按照城市潜力进行的地区分类

注：*左列网格数的项目数。

6.2.2.3设施区位选择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使用1989年和1994年两个时间段的土地利用数据计算各网格的土地利用迁移概率，检查验证垃圾处理设施对迁移概率和平稳分布的影响。平稳分布是所求概率的土地利用迁移出现反复时最终所达到的土地利用用途比例。

具备同等城市潜力的地区由于初期土地利用状况的不同其后的土地利用变化会有所不同，因此这里使用城市潜力与初期土地利用状况2轴的组合对地区进行分类。对各个网格计算1989年的土地利用面积、使用这一构成比进行群集分析，得到关于初期土地利用状况的8个群集。结果可获得8×8= 64个群集，以包含很多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网格的表6-7的群集为分析对象。

表6-7　土地利用变化的分析对象

表6-8　各地区土地利用的平稳分布

首先，就土地利用迁移概率计算各网格的卡方值，在h3和h8中没能发现卡方值与设施区位选择的关联，但是f1和f4中出现了设施区位选择网格倾向于取相对大的值。关于平稳分布可得到表6-8所示结果，f4中处理设施区位选择网格的公园比率为13%多、是无处理设施网格的2倍以上。关于h3和h8的公园比率，无处理设施的网格其比率较高、与f4有着相反倾向。

由以上结果可知，城市外缘部这种正在开发的地区用途选择的自由度较高，因此垃圾处理设施这一类邻避设施的区位选择容易反映到土地利用变化中，而已被开发的地区却要求处理设施周边采取建造公园这种环保对策。

6.2.2.4设施区位选择对资产价值变化的影响

地区的未来资产价值会因各种原因发生变动，此处假定具备同等城市潜力的地区有可能出现同等资产价值变化，每个实际的变化都是概率性的发生。单纯的设目前的地区资产价值为S，下一时间该价值因概率p变为u倍，假定因概率1-p而变为d倍。当u、p、d不随时间变化始终一定时，未来地区资产价值服从二项过程。此处假设到未来时点的时点数为n，T时点的资产价值ST如式④所示，n无限大时ST就将服从式⑤概率密度函数的对数正态分布。

其中，σ=）•（lg u-lg d），μ= lg S+ n（p lg u+（1-p）lg d）(www.daowen.com)

从式④、⑤可得式⑥，式⑥的左边是现在到未来时点T的地区资产价值的连续复利变化率。表示它服从μ-lg S方差σ2的正态分布。

设安全资产的收益率为r，则有式⑦成立。式⑦的右边是在未来时点T地区资产价值ST服从式⑤对数正规分布时的期待值。然后，由式⑦可得式⑧，使用式⑥和式⑧可得式⑨。因此，在考虑到与安全资产的裁决时，可知未来地区资产价值的分布可由其变化率的方差决定。

关于表6-7所示包含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网格的4个小组，使用1990年到2000年11个时点的公示地价按照地价推算手法算出各个网格的资产价值，然后计算其每年的变化率（连续复利）。按照设施的有无比较了变化率的标准偏差的平均值得出表6-9，通过Wald-Wolfowitz检定可知只有f小组在有设施的网格中标准偏差显著性水平低。

表6-9　资产价值变化率的标准偏差

当未来资产价值服从式⑤的对数正规分布时，设目前资产以K取得，未来将得到的资本盈利的期待值V以下式表示。但此处设非危险利息率r= 0，所以不考虑换算成当前价值。

设表6-9中小组f的标准偏差为σ，图6-5描画了V的分布。式⑧中S= 100、T= 1。这表明即使具备同等城市潜力，邻避设施区位选择有时会抑制资产价值上升的可能性。就是说，设施区位选择会降低周边地区的价值潜力。

图6-5　未来将得到的资本盈利的期待值V的分布

6.3　西安市垃圾处理设施距离与居民厌恶感的实证研究

6.3.1　建立基于居民意识的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模型

在以前城市设施的建设计划中，为克服设施在空间上遇到的障碍，主要使用距离、时间等物理指标。本书以城市设施中的垃圾处理设施为对象，使用包含居民意愿的概率论模型分析设施区位选择问题。为获取分析所需数据，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进行了居民意识调查，使用该数据建立了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发电厂三种设施区位选择时推算居民容许率的模型。容许率模型表明到设施的距离与居民容许率之间的关系，通过该模型提出了基于居民意识的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距离。

6.3.1.1建立邻避设施区位选择的居民“容许率”模型

以下考察居民居住地点到邻避设施的距离与居民容许率之间的关系，使该关系模型化。首先定义容许率和容许距离，然后建立模型。

（1）容许率以及容许距离的定义。青山吉隆和近藤光男以居民期待就近区位选择的设施为对象，将“容许距离”定义为“居民希望设施能够配置在某距离以内，满足该距离最大值的距离”。与之相对，本书以邻避设施为对象将“居民希望垃圾处理设施的地点与自家的距离能够大于某一个值，将该距离的最小值”定义为“容许距离”。即，对于邻避设施居民希望区位选择时能大于某一距离或是在某个范围以外就能忍受，当设施远于某一距离时，居民就能接受设施的区位选择。“容许率”是指当设施区位选择在某一距离时，接受该设施区位选择的居民比率。

（2）“容许距离”的分布。居民为了躲避垃圾处理设施带来的恶臭以及对空气、地下水等的恶劣影响，或者单纯从心理方面希望建在比容许距离远一些的地方。若设容许距离为w，w的值因人而异，将其作为概率变量，可假定f（w）是w的概率密度函数。此时由于0≦w，容许距离w与概率密度函数f（w）的关系如图6-6中上部的f（w）图，f（w）满足下式。

式中：f（w）为容许距离w的概率密度函数。

由上可知，当设施选在离居民居住点X的地点时，对于居住在那里的居民来说，当容许距离W≦X时，居民会同意设施的区位选择。此时的容许率为P（x），相当于图6-6上部f（w）图中阴影部分，f（w）是从0累积到x的值。P（x）可通过式来求，与f（w）的关系如图6-6所示。

到设施的距离x与容许设施区位选择的人数比率P（x）之间的关系如图6-6下部的P（x）图。看一下居民居住地到设施之间距离与容许率的关系，从图6 -6可知，到设施的距离越远容许率会越高，反之，到设施的距离越近容许率就越低。当距离设施为0米时容许率为0，反之当到设施的距离无限远时，容许率接近100%。

图6-6　到设施的距离与容许率的关系

（3）对容许距离分布形状的假定。式 计算居民容许比率之函数f（w）的分布形状。对f（w）函数的假定按照以下前提条件进行：①容许距离w的概率密度函数f（w）如图6-6所示具有最大值。②采用的函数形必须是能使用实际数据加以校正的。将满足以上条件的函数假定为式 所示的威布尔分布函数。

将威布尔分布函数公式 代入表示容许距离分布函数的p（x）式，得到式 。

（4）参数的计算方法。在公式 两边取对数可得式 ，对公式 再度取对数，得到式 。

使用式 计算参数α和m，通过居民意识得到容许距离W（居民期望设施区位选择时能远于该距离）及其频率分布f（w）；可设定适当距离Xi（i= 1，2，3…）算出容许距离w比Xi短的人的比率，使用以上数据就能运用回归分析法计算参数α和m。

6.3.1.2西安市概况以及居民意识调查概要

（1）西安市概况。

西安市是中国陕西省的省会，其市区面积为1068km2、人口851.34万人（2011年）。如图6-7所示，西安市位于中国大陆腹地黄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虽然与北京、上海相比经济差距较大，但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深入实施，西安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进程中城市骨架拉大、高速公路以及城市环状线的开发正在进行当中，交通网络建设齐备，今后的发展令人期待。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行以及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处理问题作为城市环境问题之一更加严峻。针对垃圾增加带来的处理设施、填埋场的不足，很多市民开始关注，设施合理的区位选择会给西安市的城市规划带来好的影响。

图6-7　西安市的位置

（2）西安市垃圾处理现状。

城市垃圾的监督、协调与指导由市容园林局负责，城市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由各区级市容园林局负责。西安市的垃圾收集和处理主要以西安市的9个区为对象，主要道路除了东西、南北方向贯通的道路以外还有3个城市环状线。其中，被称为“三环路”的最外侧环状道路内的区域是市区部、属于垃圾收集的对象地区。“三环路”外侧属于西安市郊外，现阶段在西安市垃圾收集对象区域之外。西安市的垃圾压缩站主要位于“三环路”的内侧，避开主要道路，设置在有住宅区的后街，在西安市的市区部共有110处（2009年数据）。最后，从各压缩基地收集的垃圾被运往距离市中心约16.5公里的江沟村垃圾填埋场，取出能够作为资源再生利用的垃圾以后进行填埋处理。

（3）居民意识调查概要。为推算式 的参数需要P（x）的数据，P（x）是希望将设施设置在x以上的人的比率。2012年7月在西安市进行了居民意识调查，提问的内容是“垃圾处理设施设置在离你家多少公里以上你能接受呢”？调查中的具体设施为“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发电厂”。在提问之前，问卷调查首先简要说明了西安市垃圾收集搬运状况。附录二为问卷调查的事先说明和提问内容。

本书对当地居民600户直接发放问卷，之后回收问卷得到的有效回收数为580份。有效回答率为96.7%。从回答者的属性来看，男性占50.5%、女性占49.5%。从年龄来看，10～20岁占2%、21～30岁占33%、31～40岁占33%、41 ～50岁占18%、51～60岁占8%、61～70岁占6%。

6.3.1.3设施区位选择的居民意识调查结果

（1）居民意识中的容许距离与容许率。

问卷调查（见附录二）中用表示距离的数轴来显示有关居民对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容许距离，同时让居民在图上标示出自己期待的距离。若数轴上没有居民期待的距离，就用实际数值回答。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

设问见问卷调查表，就垃圾压缩站描出0km～18km的数轴，同时设定“如果图上没有你期待的距离，请写出你期待的实际距离”。就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发电厂也描出了0km～55km的数轴，采用与垃圾压缩站同样的提问方式。

首先，从调查结果计算出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厂中居民居住地点到设施的距离以及作为容许距离的居民比率，表6-10、表6-11、表6-12显示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的容许率的变化。图6-8、图6-9、图6-10显示了通过居民意识调查获得的到设施之间的距离以及以此为容许距离的居民度数分布。下面将计算概率密度函数呈威布尔分布的模型参数，通过把握模型精度验证这一假定。

表6-10　到垃圾压缩站的距离及居民对此距离的容许率

表6-11　到垃圾填埋场的距离及居民对此距离的容许率

表6-12　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距离及居民对此距离的容许率

图6-8　到垃圾压缩站的距离以及接受该距离的居民比率

图6-9　到垃圾填埋场的距离以及接受该距离的居民比率

图6-10　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距离以及接受该距离的居民比率

（2）容许率参数。

使用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推算公式 的参数。使用将公式 转换为线形式的公式 ，使其适用于最小二乘法。表6-13显示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参数和模型推算精度。如表6-13所示，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容许率模型参数α分别是4.4175、16.1415、65.7031，参数m分别为0.126居民意识调查概9、0.0695、0.0908。对模型推算时自由度调整后的决定系数分别为0.9553、0.9738、0.9684，显示了较好的数值。

为了讨论回归分析结果的显著性，使用分散分析进行F检定。在垃圾压缩站方面检定统计量的观测值FOBS= 106.9237；在垃圾填埋场方面，检定统计量F的观测值FOBS= 148.5926；在垃圾焚烧发电厂方面，检定统计量F的观测值FOBS = 122.6938。

随着垃圾处理设施到居民居住地距离的增加，容许率也会增加。距离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容许率会突然增加。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厂方面，所有居民同意设施配置的距离分别为27km以上、68km以上、67km以上。

表6-13　垃圾处理设施容许率模型参数的推测结果

6.3.2　垃圾处理设施的容许距离

书中6.3.1.1通过概率密度参数假定威布尔分布构建了居民容许率模型，基于居民意识分析居民对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的容许率是站在居民立场上进行的评价，进而从居民认可的角度考察设施的区位选择距离。另一方面，为提高数据的说服力，本文基于问卷调查表（附录二）对50位专家进行了电话访谈，专家所在单位分别是陕西中圣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核工业203所、西安地矿所、陕西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陕西省环境监测站、陕西省水电设计院、西安市政设计院、西安煤矿设计院、长安大学、西安市环境监测站、西安轻工业设计院、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省环科院、西北水环境设计院。有效回答人数为37人。访谈结果见表6-14。

表6-14　专家对垃圾处理设施的容许距离调查结果

续表

从调查结果计算出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厂中居民居住地点到设施的距离以及作为容许距离的专家比率，表6-15、表6-16、表6-17显示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的容许率的变化。由这三个表可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自家到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距离在5km以内可以接受。近四成的专家认为垃圾压缩站可以设置在自家100m以内的范围。

表6-15　到垃圾压缩站的距离及专家对此距离的容许率

表6-16　到垃圾填埋场的距离及专家对此距离的容许率

表6-17　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距离及专家对此距离的容许率

本书的研究对象不是居民希望邻近建设的设施，是以居民希望远离的邻避设施为对象，构筑区位选择时的居民的容许率模型，阐明了设施的距离和居民容许率的关系。所得成果如下所示。

（1）通过在西安市实施居民意识调查，明确了居民对于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容许距离。使用该容许率模型，从居民的立场上提出了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距离方案。从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厂看，城市总体80%的居民作为可接受的区位选择距离其影响范围大约为15km、47km、51km。

（2）通过对西安市从事环保相关工作的专家进行专家意识调查，明确了专家对于垃圾压缩站、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容许距离。从垃圾压缩站看，城市总体近40%专家作为可接受的区位选择距离其影响范围大约为0.1km；从垃圾填埋场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厂看，城市总体近70%的专家作为可接受的区位选择距离其影响范围大约为5km。

当邻避设施建在某场所时，不能否认在容许距离之内会有人居住，另一方面，如果建在居民不会感觉麻烦的远离城市的地方也可能引发其他环境问题（搬运过程中排气的增加以及开发自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从专家方面来看垃圾处理设施配置的决定因素包括空气污染、收集搬运费用等，不愿建在自家门口的心理人皆有之，但是考虑到技术、经济、环境等各方面条件时，专家对于垃圾处理设施的意识更趋于理性、也更具备可行性。

6.4　小结

随着人口的增加废弃物不断产生、天然资源面临枯竭、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纷至沓来，这些问题也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消除威胁的重要途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通过对垃圾排放量的控制、再利用和资源化尽量使垃圾接近零排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垃圾填埋场对资源回收以后无法使用的垃圾进行填埋，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是现代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垃圾处理设施。在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中以及建成后垃圾填埋场的规模虽然会逐步变小，但是在维护自然生态环境方面依然必不可少。由于垃圾处理过程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法律条件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因此虽然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具有正的外部性，但是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环境风险，垃圾填埋场给周边地区带来的环境风险包括填埋设施泄漏出的有害化学物质等。

邻避设施包括垃圾处理场、工业固废处理场、下水处理厂、原子能发电站、道路、机场、购物中心、工厂、石油联合企业、火葬场、监狱、娱乐设施等。其特征可以概括为：居民对设施的存在价值持有疑问、设施区位选择对地区环境产生影响、设施本身或建设行为伴随污染、居民工作生活权利遭到侵害、居民对设施本身有抵触情绪等。居民回避邻避设施在附近区位选择的思想之所以根深蒂固，其背景就是，即使完全没有环境影响，但是由于区位选择被大多数人嫌恶，所以依然存在着污名（stigma）影响并引发资产价值的下跌，即邻避设施区位选择带来的社会影响。垃圾处理场伴随环境风险同时也会带来社会影响，是典型的邻避设施。在对垃圾处理场的风险认知方面，居民对填埋场的风险认知最影响是否赞同填埋场所选地区，因此在降低填埋场风险的同时，促进人们形成正确的风险认知非常重要；在垃圾处理场伴随的社会影响方面，土地利用变化和资产价值变化是评价社会影响的两个因素，由于垃圾处理设施的区位选择不仅容易反映到土地利用变化中也会降低周边地区的价值潜力，因此建立一定的经济补偿机制是区位选择时与居民沟通并达成共识的有效手段。而分析居民对垃圾填埋场这类邻避设施的厌恶感与距离之间的关系对于定量把握邻避设施的影响范围、明确区位分布与居民意识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