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1.1　邻避设施及其引发的反对运动日趋凸显

1896年秋，美国的Mode Booth女士由于借用纽约曼哈顿区华盛顿北部地区的房子作为临时保护有犯罪经历者的设施而遭到了周围居民的强烈反对。该女士在西奥多•泰德•罗斯福（当时联邦下院议员，后来的美国大总统）的帮助下与反对运动做斗争，开设了名为“Hope Hall”的新型社会复归设施，自此，Mode Booth女士与当地反对运动进行抗争的战略便因此而得名。100多年前的事件表明邻避设施引发的反对运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其发生率在1960年以后急剧增加［1］。20世纪70年代，一股以反对污染设施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在美国展开，早期以反对垃圾填埋场和化工厂等为主，后来逐渐发展为反对污染设施如医院、监狱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等；亚洲最早的邻避运动出现在日本，1971年“东京垃圾战争”就是围绕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出现纠纷的开端，当时由于焚烧处理还不普及，一部分家庭的生鲜垃圾是直接填埋的，东京都垃圾填埋场位于江东区，由于填埋量太大造成江东区频发交通拥堵、恶臭、垃圾火灾等事件，于是东京都决定在各区修建垃圾焚烧厂，但是杉并区的居民表示反对并组织了抗议活动，于是江东区拒绝接收来自杉并区的垃圾，因而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问题［2］。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也经历过此浪潮。在中国大陆地区，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整体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在提升国力、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也导致一些地方承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居民深受其害，直接找到污染或风险企业下达“驱逐令”，或就地方政府本应履行的环境监管义务强硬的要求其切实履行。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厂事件、昆明PX事件、南京“常府街变电站”事件——政府建设的一些项目接连遭到公众的质疑，无论是什邡反对钼铜项目、南通抗议造纸企业排污、还是大连与宁波PX危机，都表明由邻避设施引发的矛盾已经成为普通而公开的现象，如何减少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实现成本—效益对等，找到缓解矛盾冲突的途径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1.1.2　垃圾处理场是典型的邻避设施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造成垃圾排放量的增加；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个人收入的增加引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不断出现的新产品新模型使得以前的商品变得陈腐，垃圾数量相应增加；以超市为代表的顾客自选方式带来了大量销售，以前每日少量购买的消费者行为变成了一次性大量购买，购买过剩产生了浪费。与此同时，垃圾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大件垃圾和难以分解的塑料这类不易处理的垃圾也增加了，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垃圾填埋场对资源回收以后无法使用的垃圾进行填埋，清洁人们的居住环境，防止病毒、细菌的滋生和扩散，是现代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垃圾处理设施。但是，由于垃圾处理过程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法律条件下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生产活动，因此虽然美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而具有正的外部性，但是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环境风险，周围居民常常会因为这一负的外部性而有所抵制。即NIMBY，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垃圾填埋设施因其“制造麻烦”和“讨人嫌”而成为给周边地区带来环境风险继而引发社会问题的典型的邻避设施。在中国年垃圾增长率超过10%、近六成的城市不得不面临垃圾围城之困的背景下，国家“十二五”期间增加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运行经费保证力度，实现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运行率达到100%；全国90%以上的县城建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3］。修建包括垃圾填埋场在内的垃圾处理设施成为当下实现以上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

1.1.3　国际化大都市呼唤垃圾处理场合理的区位选择

当前，西安市作为国家确定的国际化大都市，正按照新一轮城市规划开展大规模建设，城市建设任务非常繁重。而良好的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不仅是衡量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城市不断创新和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城市范围的大幅度扩大，城市人口也将增加到1000万，人口的增加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生活垃圾在数量和质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上世纪90年代的日均产生800吨到1000吨，增加到了如今的日均6600吨［4］。根据西安市有关部门的测算，“西安平均每6天产生的生活垃圾量，可填出一座标准的足球场，一个月产生的垃圾量，则可堆起一座400多米高的大厦”［5］。固体废弃物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建设，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对于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必不可少，但是由于存在环境风险会遭到周边居民不同程度的抵制，如何在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前后以及过程当中与周边居民充分进行风险沟通、适时导入合理的补偿机制、建立公众参与型区位选择程序等是消除周边居民围绕垃圾处理场建设而产生的不信任和担心、扭转垃圾处理设施“邻避效应”为“迎臂效应”的有效方略，同时也是西安这座千年古都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世界东方文化古都与中国西部经济中心、重现汉唐辉煌的紧迫任务。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邻避设施区位选择与区域公正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前沿核心问题之一。大宪一认为公正是一种价值，该价值是判断某行为或决定在社会上是否正当的根据。这个定义反映了公正具备多种含义：正义、平等、公平或均平。公正概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受益和受苦相关的“分配公正”，另一类是决定分配结果的“程序公正”，首先，“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密不可分，必须通过公正的程序来决定并说明是按照怎样的基准对资源进行了分配；其次，如果多数居民最初就认为区位选择过程不公正、不公平，无论公众参与的技巧如何精练，也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和支持，反而会招致猜疑。区位选择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进行补偿虽说是在“分配公正”范围内进行的判断，但是决定的过程本身属于“程序公正”范围内的判断。有时会将周边居民的反对揶揄为地区本位主义，但那只是偏于“分配公正”的看法，必须从“程序公正”的视角加以探讨。就垃圾处理来说，即使地区之间的负担达到均平，但是同一地区内承受的苦恼也会偏于设施周边，人与人之间的均平性问题依然存在。实现这一均平的手段是建立补偿机制，通过补偿实现均平的前提则是居民对设施安全性、设施建设的必要性以及区位选择场所最适性的认可。“程序公正”不仅具备实现“分配公正”的机能，也是通过社会共识担保最终达到分配公正的过程。包括垃圾处理设施在内的邻避设施合理的区位选择过程就是“程序公正”的体现，也是邻避设施转“邻避”为“迎臂”的途径。

本文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明确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以及合理程序与方法，为垃圾处理设施合理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依据。第二，阐述垃圾处理设施的环境风险和社会影响，分析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等在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效应。第三，建立垃圾处理设施区位选择的公众“容许率”模型，分析居民和专家对垃圾处理设施厌恶感与距离之间的关系。第四，描述了韩国、法国、美国、日本、越南、印尼的废弃物管理和填埋场建设现状，讨论了发达国家在废弃物管理模式和产业发展以及就废弃物设施建设达成社会共识方面对我国的启示、同时也探讨了中国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面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借鉴的政策和措施。第五，通过把握西安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及西安市垃圾填埋场填埋容量与分布，分析西安市垃圾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六，回溯西安市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过程，运用本文提出的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的方法和程序对西安市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进行反评估，探讨基于区域和谐视角的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问题。以上基于国内外实际情况的区位选择理论与案例分析为邻避设施区位选择提供理论支撑，为邻避设施建设达到环境、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向城市的流动造成城市垃圾排放数量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垃圾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大件垃圾和难以分解的塑料这类不易处理的垃圾也增加了，使得在狭小的空间区域产生了密集的垃圾。垃圾填埋场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垃圾处理设施。但是，由于垃圾处理本身存在产生“二次污染”的环境风险，周围居民常常会因为这一负的外部性而有所抵制。即NIMBY，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之前的研究大多从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工学角度围绕政府如何通过公众参与、完善法制、建立补偿机制、使用GIS空间分析等手法应对垃圾填埋场产生的邻避效应。但是，合理的区位选择对于消除民众对于垃圾填埋场建设的疑虑和担心同时实现环境、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书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试图以西安市江村沟垃圾填埋场为案例，探索垃圾填埋场如何通过合理的区位选择转“邻避”为“迎臂”的机理。

本书的主要思想和内容是：

①从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的基本因素出发，明确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及影响机理。

②通过对满足法律和自然条件的地区进行三次筛选和建设候补地的比选建立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的合理程序。

③阐述垃圾处理设施的环境风险和社会影响，分析社会、经济效益关系等在垃圾处理场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效应。进而通过建立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的公众“容许率”模型，明确居民和专家对垃圾填埋场的厌恶感与距离的关系。

④描述了韩国、法国、美国、日本、越南、印尼的废弃物管理和填埋场建设现状，讨论了发达国家在废弃物管理模式和产业发展以及就废弃物设施建设达成社会共识方面对我国的启示，同时也探讨了中国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面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借鉴的政策和措施。

⑤概观西安市垃圾处理的整体情况，结合西安市区特性把握西安市垃圾的产生和处理现状以及垃圾填埋场建设情况，继而指出垃圾填埋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www.daowen.com)

⑥回溯西安市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过程，运用本文提出的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的方法和程序对西安市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进行反评估，探讨基于区域和谐视角的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问题。

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与社会影响在法律建设、区位选择的程序、补偿机制、畅通信息渠道、公众参与对象以及环评中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1.3.2　研究方法

①文献检索方法。系统分析中外文历史文献、统计年鉴、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文献资料。

②专家咨询法。在问卷设计、调查和模式检验与解释等各个环节，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

③GIS方法。基于GIS方法，通过信息处理和仿真，用地图等形式，直观反映要素间的联系与分区等。

④现场调研方法。选择有代表性的社会区域和空间发放问卷、采用参与观察、个案访谈等方法进行调研。

⑤层次分析法。运用层次分析法等对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筛选关键变量。

⑥重点问题的访谈式调查方法。对于模型检验后尚解释不清楚或对研究目标而言很关键的问题开展访谈式重点调查。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本书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

图1-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本书是跨学科研究，涉及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行为学、环境经济学、环境工程学、地质学、生态学、气候学等，整合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手段，追求整合效应，力图交叉创新。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

①系统提出了基于环境风险考量和纳入公众参与的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程序和方法。

②运用合理的区位选择程序对典型建设项目进行反评估，验证了基于环境风险考量的垃圾填埋场区位选择程序与方法的有效性。

③通过居民对垃圾填埋场厌恶感与距离之间关系的研究，为判断邻避设施区位选择的社会影响和定量把握其影响范围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