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他的幕僚们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借势关系,多年以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助曾国藩功成名就,而曾国藩则提供机会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他的幕僚们的帮助和支持。
曾国藩给予幕僚们丰厚的报酬,众幕僚在入幕之初,地位最高的是候补道员,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且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使他们的官位一升再升。李鸿章于咸丰九年(1859年)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李鸿章说: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于是李鸿章重返曾幕,一路青云直上,两年不到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若不借势而起,而是靠自己“创业”,那么李鸿章的前途如何还真是不好说。
曾国藩在与幕僚长期合作共事过程中,每次遇到一时难以决断的事情,就让幕僚们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有时也让他们呈递书面意见,以供参阅。这样做既有令其历练政事之意,也是为了从中吸收高明的看法和建议。有时幕僚也单独呈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供曾国藩采择。人即是资源,强于己者和不如己者都是资源。要在世间成功就要得天时,谋地利,借人势。借上之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借下之势,也照样可以龙兴云属。曾国藩得天时,有地利,便更加积极地广罗人才,其幕府汇聚的人才后来成为曾国藩借助的重要力量。
其实,那些有智慧的领导都是善于借下之势的。例如宋仁宗,皇祐年间( 1049-1054),广源州蛮族人叛乱,攻陷邕州,围攻广州,岭南的蛮族部人也跟着响应,声势很大。仁宗先后派了几员大将都没有奏效此时,狄青请命,仁宗对此非常满意,想要提拔狄青,但有大臣阻止道狄青未建功勋,不如待其凯旋,再升迁官职不迟。仁宗叹道:那样就太势利了,怎么能真正打动人心呢?朕就是要表明对狄青的信任和垂青使其一心杀敌。于是任狄青为宣微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广南盗贼经制使,身兼数职。狄青十分惶恐,上书请辞。仁宗说:朕依靠将军平叛,国家命运全在将军身上,何等赏赐都是应该的,你无需谦让。朕不是吝啬之人,更不是只说不做之辈,朕该做的都做了,剩下就看你的了。狄青感动落泪,决心以死报效仁宗。所以日后忠心杀敌,取得多次胜利。(www.daowen.com)
同理,假如曾国藩不能借用幕僚的智慧和力量,断难想象其可以成就大事。诸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幕僚的意见和影响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派遣留美学生一事,就是接受容闳的建议,同李鸿章等人协商之后决定的。江南制造局的迁址扩建,翻译馆的增设及其与上海同文馆的合并等,也是接受了幕僚的建议,才让对此所知不多的曾国藩下定决心,向前迈出了这一步。
曾国藩一直对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对幕僚影响深远。许多幕僚都是借曾国藩之势而成就了一番功业的。例如李鸿章,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公认的曾的正宗传人。李鸿章曾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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