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成功之人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都是厚积而薄发的结果，一旦机会到来，就乘势而上。除非动乱之世，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人的发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性而言，都从日积月累中成就，曾国藩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入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印证他的结论。他曾有过这样的精彩之论：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小成绩累积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周文王是中国难得的圣人，但自早晨至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夜以继日，处理政务直到天亮。这些圣贤勤劳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怠慢！诸葛亮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保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朱熹曾说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能够有所作为的。秦始皇用石来量书，不处理完毕不入睡；魏明帝自己代行尚书事；隋文帝批文件无暇吃饭，令卫士送餐，这些皆为后世所讥笑，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我认为天子或可以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汉帝向陈平问钱谷的事不知部刑狱的事，尚不知，未可以为人臣效法也。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亲眼所见者为有效，如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若为广见博闻的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手稿累筐。若为躬行实践的君子，必见其面色之兴奋，徒党对他的感慕。如果善于治民，必见其所居之地百姓高兴的表情，离任时老百姓会十分眷恋他。假如善于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根据，而但凭心所揣度者为高则将以空虚浅薄为哲理，而轻视务实，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耻笑勤奋谦谨，何异于邓扬之徒，流风相煽，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稀里糊涂之中。亲者贤者，皆被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希望大业之成，亦荒谬！孔子许诺仲弓为重要人才，而雍正以居敬为奉行简约之本，都一定是因为能够勤敬才无废事的。

凡事从小处做起，则大事可成。曾国藩说：“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说的就是此意。

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古人能办成大事的有两条，目光远大和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弟在考虑细密方面，精力比我强。军队中的器械，稍微精良的，应该另立一册，亲自登记，交代给一个可靠的人，古人用铠甲武装的鲜明作用，具有威震敌人显示威风的重要性，常可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经常维修保养，对刀矛就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腰刀，分别赏给各将领和头目，他们很是喜爱和重视。弟一定留心这件事，这也是综理细微的一项内容。至于规模宜大，弟也是要讲求的。但讲究宏大的人容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毫无条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么可宝贵的？等级不乱，可以长久，器量宏大，就没有流弊了。”

具体到军事方面而言，“军事度划最好是规模远大”；“整理军营内务最好是综理细密”。不但要从“大处着眼”，还必须从“小处下手”。他曾经说治军应当“认真对待小事”，意义就在这里。他还说：“治军必须脚踏实地，注意小事，才可以每日有功。”

曾国藩在给吴竹如的信中也提到：“近年在军队里的经验多了，更知道天下的事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强调说，‘首行立下大志向的人’，如果不辅之以朱子所说的‘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梢就会完全没有把握，所以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的说教，专在粗浅纤细处下工夫。虽然遵守这一条不会取得大的功效，但从自己钝拙考虑，那么还像遵守约法那样去做。”(www.daowen.com)

曾国藩在军事调度方面，常从大处入手。他对于军事计划，虽然讲究规模远大，但仍然以稳妥可行为主，不至于流入散漫的那一路。如他在给左宗棠的回信中说：“我们凡是进行军事调度，都要考虑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有没有足够的智慧。”

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如果要进行大的调度，务必要保住全军的士气。孤军无援，粮食和物资都供应不上，奔波疲惫，都会造成散乱，这是必然导致失败的道理。”

正是因为曾国藩“规模远大”，他率先设立水师，并坚守长江中游与太平军打阵地战，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也正因为如此，他敢于抗圣旨，不派鲍超驰援京师，因为鲍军一撤，对太平军的多年持久战可能流于失败。这些都是大的方面。从综理密微而言，曾国藩做得更多，幕僚们赞叹他细微，任何小事都瞒不过他。

总之，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事，那就需要兼备宏阔细微，既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具体的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