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著作《呻吟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迷人之迷，其觉也易；明人之迷，其觉也难。”意思是说：糊涂的人虽然自己不会明白道理，但是只要经过开导，就可以使他们明白过来，因此比较容易；而那些明白人一旦犯起糊涂来，要使他们清醒过来，就非常难了。仔细一想，这话也确实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糊涂人比较谦虚，对他人不存在成见因此更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和帮助，从而明白一些事理；而聪明人却不同，这种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常常固执己见，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一旦误入偏歧，那就只能是迷上加迷了。因此，与其做那种固执己见的明白人，还不如做那种能够接受别人建议和帮助的糊涂人，这也就是所谓的“聪明难，糊涂更难”的道理。在待人处事方面，有时候就不妨采取这种“难得糊涂”的“滑字诀”策略。这里的“滑”，也就是只做表面上的敷衍，而不做认真应对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敷衍的手段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方式了。

曾国藩是信仰程朱理学的，所以对“滑”字非常反感，在他的多处言谈中，都对浮滑之人表示不满。在一般人看来，“滑”字也是贬义的但如果结合社会实际考虑，“滑”字并非一无是处，在特定条件下，它反而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曾国藩的传世文献中，只有在给胡林翼的这封信中谈到“滑”的重要作用，并总结出一“滑字诀”。很少有人说曾国藩圆滑，他也自诩为拙实、诚信之人，极少有“滑”的表现。但在他办事过程中，还是留下了“滑”的蛛丝马迹。他与胡林翼所谈的萧、韦二军的调动之法，是不得不滑，可算一例。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籍办团练，镇压起事群众。在益阳发生了一姓马之人造反一案，此人已被官府捉拿杀死，他的许多亲友也遭到株连，四处逃匿。后来曾国藩亲自密访调查，发现纯属冤狱。关于善后处理一事，他专门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了封信，提出建议说“益阳马案，弟明查密访，实为冤狱，前此本未入奏，公亦不必故为掀簸，博平反之名，而无当于事理。但使各捕稍弛，渠家三十余口不必逃匿，亲信数十家不更株累，亦一办法。”

这件事情办的确实不太光明，而且也不公平。本来属于是冤狱，却不平反，令人愤慨。但曾国藩考虑得更多，因为此时他只是在籍侍郎，并无实权，也不宜过多干预地方事务。此案为地方官府所办，一旦平反，曾国藩的名声是大了，但地方官就难堪了，可能会加剧双方的矛盾。同时，曾国藩主持团练后，奉行恐怖政策，残酷镇压，形成了一种气氛。一旦平反，官府的威信会大大降低，人心不服，也就达不到镇压的效果了。所以曾国藩主张在此时可以“滑”一下。既不平反，也不追究其他人的罪过，不了了之。

曾国藩初涉地方事务，还不太老练，所以有一些不太光明的做法，也不足为训。以后做事，曾国藩主张不留痕迹。如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荃因参劾湖广总督官文而招来满城风雨，寝食难安。偏偏此时，曾国荃的湖北巡抚衙门失了火。曾国荃疑心是哥老会或仇家干的，恼羞成怒，急出一身病来。曾国藩劝说道：“失火之事，只可说成是打杂人不慎造成，不可张扬是会党或仇家所为。若大惊小怪，胡思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转得传播以为快。惟处处泰然，行所无事。”在曾国藩劝说下，曾国荃才稳定心神，未大肆宣扬，这事也就算过去了。(www.daowen.com)

到了后来，曾国藩的办事风格，已经不是一个“滑”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了。他以“圆”“浑”“谦”“退”等字诀处世，由滑而圆，逐渐不留痕迹，手段又高妙多了。曾国藩的“滑字诀”中，“滑”字除了上面的几种引申义之外，更含有“融通”“变通”“机变”之意。即在没有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之前，暂时采取相对来说比较恰当的方式处理事情，使之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也就是我们时常所说的“权宜之计”。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函中曾提到自己的“机权”之术，并对此感到后悔，决心更改。他在函中说道：“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谓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叫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复我真面，还我固有。”在这封信函中曾国藩提到了权宜机变，承认这是自己在仕途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

在许多领域中，这种融通、变通和机变显得尤为重要。谋略的运用最忌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在军事领域更是如此。所以自古以来的军事家都非常强调“随时变通，不可执一”，主张灵活运用军事理论。例如孙子就说，作战没有固定的方式，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只有根据敌情变化而随机应变，才能用兵如神。战国时期的秦、赵长平之战赵国用只知道死记军事教条的赵括代替老将廉颇，结果40万赵军被秦军击败活埋，赵国从此再也没有力量抵抗秦国的进攻了。

总之，我们在待人处事的时候，可以采取“难得糊涂”的“滑字诀策略。也就是只作表面上的敷衍，而不作认真应对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敷衍的手段是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