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来是一副直肠子，这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他逐渐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的本质，他开始变得圆而不滑，内方外圆，游刃有余。他的人生哲学，就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也就是既能站稳脚，不违反人生的原则，不突破人生的底线，同时也要尽量学会圆融处世，讲究策略。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二，曾国藩致信曾国荃，信中这样说：“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曾国藩在信中反思自己经历的过程中，提出了为人处世的原则和策略，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曾国藩对其最完整也最明确的表述。其中的关键，不在“立”而在“达”。“立”是站得住脚，坚持原则，这一点，是很多人能做到的，曾国藩兄弟年轻的时候都是热血汉子，为人直率，坚持原则，甚至有些迂阔。“达”指的是圆融，不是圆滑，而是能熟练处世的方法和生活的技术。这往往不是天生能会的，必须经过人生的磨炼才会逐渐精通。同治六年（1867年），正是曾国荃处于官场矛盾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曾国藩认识到，他的关键问题是涉世太浅，不明白其中的许多奥秘，所以才用自己的亲身经验来开导他。

所谓圆融处世，指的是能够把握立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因为人生活在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如果要想在其中安身立命，游刃有余，处理好各种关系，“圆融”的手段和方法确实很重要。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少人尽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志向远大，但是由于在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上不善转圆或不屑转圆。他们一味蛮干，到最后是一事无成，一败涂地，更有甚者招来了不测之祸。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通达权变，化敌为友，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处事圆通，最大限度地争取盟友和孤立对手，这的确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处事手段。

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发奋用功取得功名，为翰林，任京官，脾性十分急躁刚硬，常因小事和人争辩，还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他从小立志做圣贤，“有澄清天下之志”，对当时京城的官场习气和官僚作风十分厌恶说话做事比较激烈。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被任命帮办地方团练，训练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他采取的一些非常举措激化了他与湖南官绅的矛盾，招来了众多湖南地方官的嫉恨。他们对曾国藩层层设防，处处刁难。曾国藩十分孤立。最后双方矛盾冲突导致了“永顺兵事件”。而朝廷对他也是心怀疑忌，迟迟不给他地方实权。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在重重压力下委军家居，开始重新调整自己。内外交困之中，曾国藩忧心忡忡，以致失眠。好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推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强硬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圆通。(www.daowen.com)

曾国藩率军以来真可谓是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廷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但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一味蛮干不善变通。

曾国藩根据欧阳兆熊给自己开的药方，重新读了《老子》《庄子》等著作。用老庄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现自己过去表面上痛快干脆，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败者，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处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家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通过对这段时间事业上一连串的挫败的反思，再仔细体味老庄思想中的玄机，曾国藩豁然开朗。

一年后，曾国藩再次出山，此时的他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讨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这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逐渐变得圆融了起来。

曾国藩在经历了自省自悟以后，终于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复出后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正如胡林翼所评价的：“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做官的本领大有提高，这对其后来事业的成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