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是在时刻变化之中的，这就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并采取行动，以求取得最优的结果。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是其获得成功的法宝。他做人做事深明大义、晓明大体，更难得的是他拥有过人的先见之明和知人知事之明，其高明可谓无人能及。

在古代，将帅除了安邦定国之外，还肩负着剿除叛乱的责任，因此先见之明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这一方面，曾国藩也有着过人之处。

曾国藩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创建了湘军，二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年间开始，各地就出现了连绵起伏的农民反清斗争，起义接连不断；到咸丰皇帝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那时，清朝建国之初十分强大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屡战屡败，根本不能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感到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来镇压“叛乱”，才能继续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派人物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湘军。

曾国藩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也许清政府早就在太平军的进攻下崩溃。

湘军的创办就是曾国藩在军事上的先见之明的具体表现。而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则是曾国藩从长远角度出发，希望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又一种先见之明的表现。

清王朝自建立起就以“天朝上国”自居，在道光年间突然遭遇外国势力“船坚炮利”的进攻。在“外夷”的炮火之下，清军虽然不乏勇敢作战、坚决抗敌的将士，但还是一败再败，结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www.daowen.com)

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面对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到了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行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势日艰”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同之运数从之”。当他看到冯桂芬的书后，连称是一本好书，不过又认为虽是“名儒之论”，但书中所提出来的主张在当时的背景下只能是天方夜谭。

清军在两次烟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曾国藩深刻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在借助洋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将来对付洋人的法子。当时，清朝内部有许多人提出购买外国的火轮船镇压太平军，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并从英国购买了7艘轮船，打算“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对此，曾国藩也持赞成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主张购买外国武器不仅是要镇压太平军，还应该保卫海上安全。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一件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从这件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曾国藩是把抵御外侮与镇压起义军相提并论了。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于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鹄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同治三年(1865年)，由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局在上海高昌庙创立。这时，太平军已被镇压下去，曾国藩已经认识到民族矛盾正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因此确必要采取措施，以应对将来的外患。为了支持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多次拨款给制造局，并于1867年制造出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取名为“恬吉号”。

曾国藩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文书。而另一个更好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对西方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