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深知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非常清楚一个人入仕途则意味着“自由”全无，就算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韩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于匣”一节，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的时候，野兽都尊它为霸王，但是一旦入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无论“虎性”是否改变，都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 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

曾国藩虽然难以决断自己的进退，但是凭借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这里说的是对其九弟曾国荃进退之疑的安排，可见曾国藩的韬晦。

曾家的好几个兄弟都为满清搭上了性命，特别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对这位敢作敢为的曾老九最不放心，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知识浅薄，急功近利，老饕之名满天下，尤其处死李秀成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清政府对他最不放心，令其速离军营而不让其赴任浙江巡抚。

当时的曾国藩甚是无奈，只能以病情严重为由，奏请曾国荃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慈禧的心意。曾国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二十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于得了一场大病。(www.daowen.com)

几天后，曾国荃迫于清廷的压力开缺回乡养病，从南京起程归湘。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是曾国荃可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特别是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书中指出：“有见识的人士和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挺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的事务。“弟弟平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稍稍发扬当年战场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待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是坚辞不受。于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下令让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一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作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次出马。

我们从曾国藩的这些故事可以得知：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实力，他都会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是自己。所以，一个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此话一点也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