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官场黑暗，不得罪权贵是居官不败的一个重要秘籍，当官的人无不知道个中奥妙。假如有人贸然得罪了权贵，即使你说得全对对方的确无恶不作，罪恶滔天，自己也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最后被排挤出局。巨室之所以为巨室，就因为它不是一个人，也不只是一个家族而是因共同利益而结成一体的群体，你得罪了其中的一个人，也就得罪了整个群体，只能是吃不了兜着走。

曾国藩在官场中为人谨慎，自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他的弟弟曾国荃却锋芒毕露，做事鲁莽，给他惹上了麻烦。

当曾国荃再次出任湖北巡抚后，在那里组建“新湘军”，不把官文这个满洲贵族放在眼里，这使久与曾国藩兄弟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官文决心设法整一下曾国荃。

于是官文与湖北臬司唐际盛商量对策，唐际盛帮助官文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借以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示的。曾国荃不知是计，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问他的大哥曾国藩。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只是个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的名目，所以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这回事，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免得让人笑话。

就在这个时候，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被敲诈了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国藩兄弟之手报复官文。但曾国荃不知是计，为此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

曾国荃的府中没有文员，所以没人帮他写奏折，正巧他的侄子曾纪泽来湖北，就同侄子商量如何拟稿。曾纪泽当时已经27岁，由于父亲的熏陶，也深知官场之险恶，见叔叔如此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但是曾国荃认为哥哥自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后，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所以这次弹劾官文不能让他知道，以免被他阻挠。

曾纪泽只好按照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稿中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顺党孽等多条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国荃叔侄并不明白弹劾官文的利害，也不善于具疏与人争辩，因此奏折过于草率，语言也未甚斟酌，参劾内容虽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听说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这件事会惹来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还有没有办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认为所奏倒是事实，但言辞涉及军机处和“肃党”，怕是要引出更多麻烦。于是，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忍隐、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以免“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曾纪泽反复责怪，不该做出这样的招非惹患之举。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才知道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经迟了，只能等着事态发展。曾纪泽受到责备，赶紧离开武昌，以避开是非。

事情果然像曾国藩想的那样，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处，不仅存心不良，所奏情事也多有不合，要求拟旨驳斥。他还说曾国荃诬陷官文是“肃顺党孽”，更加用心险恶，应该依例反坐，治他的诬陷之罪。(www.daowen.com)

慈禧命令军机处派人到湖北去调查，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曾国荃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却颇感为难，因为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际上是满洲权贵与湘、淮军阀之间发生了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就在慈禧思考怎样处理的时候，忽然戏剧性地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是曾国藩所上，内容是密保官文；一折是左宗棠所上内容说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昭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折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了一招，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许可以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的地位，听到曾国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快意，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满汉两方面的重要人物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的身份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此事宣告结案。

李鸿章接替官文担任湖广总督，因江苏巡抚一职暂不能脱离，就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拣了大便宜。

表面上看来，曾国藩的密保官文之举，可谓出人意表，别有用心小小的一纸奏折，巧妙地利用了满汉矛盾和朝廷的心理，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曾国荃化险为夷，曾国藩也转危为安。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不久之后，一大批湘军官员被纷纷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有署直隶消息，不知原印为什么开了缺？近日杨岳斌、刘蓉、郭嵩焘、曾国荃一个接一个地被削去官位，而刘长佑又是这样，我们湘籍官员因极盛而难以持久了吗？想到这里，感到悚然和忧惕。”曾国藩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及湘系官员的冷淡和疏远。

没过多久，曾国藩接到调他补直隶总督的上谕。他深知，这仍是弹劾官文案的恶果，因为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陈请开缺的措辞。真是宦海之途不自由啊！

曾国荃经过这件事之后，总算明白了哥哥坚决反对他弹劾官文，为之忧患不已的原因，对哥哥为官为什么不能得罪权贵，也有了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