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没人不喜欢功劳，曾国藩也不例外，只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能看到负面的东西，所以主张“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并认为这是“事业之基”、免祸之道和增福添寿的妙方。可以看出其做事是多么低调。

有难的时候想着与人同当，等到有功了自己独享，这样的人永远都干不了大事。所以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自己和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谋略莫及，就是说自愧不如。

在攻打天京的时候，曾国藩就劝弟弟曾国荃不要贪功独享。

湘军包围了天京几年，使它成为一座孤城，但是怎么也攻不下。清政府越催越紧，多次命令别的军队前来助战，但曾国荃不愿别人来染指攻破天京城的功劳。早在同治元年、二年(1862年、1863年)，先后有英国人白齐文、迪佛立要来增援攻打天京，或要曾国藩也成立“洋枪队”，都被曾国荃坚决拒绝。李鸿章攻陷苏州、常州后，顺理成章，应前来进攻金陵。曾国荃知道了李鸿章欲来助战的消息，大为恼火，坚决不许。曾国藩虽也不愿李鸿章前来分功，但他的性格不像其九弟那般蛮横，心里倒怕自己兄弟吃了独食闹出乱子，便写信同“老九”商量。信中是这样说的：

自打湘军兴办起来，李续宾攻克了九江，胡林翼攻下了武汉，曾国荃攻占过安庆，李鸿章克苏州，左宗棠克杭州，大家各得其功，其实颇平和。现在李鸿章又要前来助战，我看金陵一城，九弟与他各分一半，反而是好事，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呢？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美名呢？如弟一定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都将后悔，不如及早决定，不着痕迹。少荃来到的时候，我也一定赶到金陵去会剿。

曾国藩在另一封信里，又不厌其烦地劝导说：(www.daowen.com)

这么久以来，金陵城一直相持却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岐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等到老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西进。如果苏州李军齐到而大功告成，则老弟承受其辛劳，而少荃坐享其名，既可以一同接受大奖赏，又可以暗中为自己培养大福大约单独享受大功名乃是折损福气的办法，和别人分享功名也算是接受福分的途径了。如果苏州李军虽然到达，而金陵守城敌军仍然像过去那样坚守，金陵还是攻不下来，则对我们的责难也可以分散一些，我们的责任也可以稍微轻一些。昨天我已经给少荃发咨文，让他派炸炮到金陵会同剿敌。细想起来，老弟的肝病在身，不宜再忧伤两个月，而饷项也断然难以支撑到三四个月之久，所以决定奏报朝廷，请求派少荃前来金陵。苏州李军近来也仅能够开五成的军饷，供给并不是十分充足，来金陵也不担心会有夸耀富裕的问题，想来老弟能理解我的难处。

曾国藩为了劝动弟弟，还将父母从“地下”“请”了出来。他在一封信中说：请少荃助攻这件事我犹豫了好久，仔细思量我们的父母今天如果还健在，我拿这件疑虑的事请示双亲意见，他们一定会说：立即请李中丞来会同剿敌，不要让你沅弟长时间忧闷呀！所以我就定了下来。

我们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劝弟弟不独享大功，是出自一片真心。但李鸿章却左右为难。一方面皇帝令他协助进攻天京，不敢违命又碍于曾国藩的面子，不能不表示帮助曾老九打天京；另一方面又深知曾国荃怕淮军前去分了他的功劳。经过连番写信试探，知道了曾老九的态度强硬，誓死不愿别人分肥，于是主动向朝廷上奏说：“曾国荃军两年围攻，一篑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因而请求清廷推延淮军进攻天京的日子。

就在曾、李为这事大费脑筋的时候，金陵城终于攻下。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到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依靠你了！”

与曾国荃的唯恐别人分享大功的做法相反，曾国藩早在最后胜利之前，就在分功还是独享的问题上如此深谋远虑，到红旗报捷时，又将自己的名字列于湖广总督官文之下，并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将官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其做事之低调可谓到家了。在与曾国荃的对比之中，他的形象越发显得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