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笨鸟先飞早入林，说的就是勤奋。不聪明的人想获得成功有什么办法呢？曾国藩的心法就是要勤奋。勤奋是他修身八字诀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他认为， 在所有促使人成功的因素中，勤奋是最为关键的一个。

曾国藩曾这样总结过：“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也许是自己本来就不是绝顶聪明的人的缘故，曾国藩非常不喜欢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聪明人”。他为人处世，也崇尚拙诚而不喜巧诈。就是在他选用人才的时候，也把戒巧诈视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他最喜欢的是那些不是天生聪明但肯脚踏实地用功的人。他认为，这才是通往成功的方法。

曾国藩从小就非常勤奋，勤奋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心法，也是他持之以恒，终生不变的美德。他的勤奋表现在方方面面。曾国藩在学习上从来没有间断过，就在统领湘、淮两军，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的时候，肩负着极其繁重任务，但是他每天仍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改。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现在出版最权威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同治十年（1871年）三十二年间，他共写了一千四百五十九封家书，约一百一十万字。平均每年七十三封，最多的一年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共二百三十五封。据说，他真正写过的家书，是这数倍不止。只是由于战乱流离，损失太多罢了。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记》《无慢室日记》《绵绵穆穆斋日记》《求阙斋日记》等，现在留存下来的也有一百余万字。其他的奏章、书信、批牍，更是不可胜计。仅仅是这些成就，也足以让一个人名垂青史了。

老年的曾国藩，勤奋学习的念头越发强烈了。他曾经在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写道：“余以生平学术百无一成，为文十多篇，故老年犹思补救一二。”即使年老眼昏蒙，记忆力减退，他也能从学习中感到快乐。

他一直没有中断学习和写作，他的许多传世的名作，要么写成于军书旁午之时，要么诞生于内外交困之际。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为湘军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这篇绝笔之作没有写完，共写了三百多字，后来由李元度补充完整。

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后，也把这种勤劳的习惯带到了军中，他还把勤奋作为选将的标准。在他招募的兵勇中，那些懒散、怠惰和疲沓的人，成为首先被淘汰的对象。他考察一位将官，必须看他是否勤劳。他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天早起，亲自训练，办理各项事务。这种习惯伴随他一生。

曾国藩以一“勤”字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他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人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前、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加意；灯后于文事加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尤其是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时，办事表现得尤为勤奋。同治八年（1869年），他进京陛见，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散，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以整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方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的时候，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根据他的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四万零一百九十一起，从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二十四个月，又结案九万零一百五十五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一百八十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一百二十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吴汝纶记到这里，非常感慨，就是在今天看，也不能不让人发出由衷的赞叹。(www.daowen.com)

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最能看出一个人是否勤奋。只有在每件点滴小事情上都能保持勤奋的态度，不放松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做好更大的事情。他根据家风，总结出了一个重要的规律：众多因素中，早起最为重要，要想养成勤奋的习惯，就要从早起做起。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他在给四弟曾国潢的家书中明确地把早起作为戒惰第一法则：

“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若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不信僧巫、不信医药、不信地仙），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清朝的皇帝都有早起的习惯，康熙、雍正、乾隆等名君更是天不亮就披衣起床，凌晨四点就准备上朝，不管春夏秋冬。这是清朝帝王能稳定统治的修养基础。而曾国藩也有早起的习惯，这也是其勤奋家风的一个标志。祖父星冈公曾玉屏定了八字家规，其中第三字便是“早”，即早起之意。曾国藩自己制定了“八本”“三致祥”的家规，其中之一就是“居家以不晚起为本”。在曾国藩的家书中，谈得较多的也是“早”字。为了敦促儿子养成早起的习惯，传承家风，他给新婚后的曾纪泽写信，列举了满清皇帝和曾氏先祖早起的美德，要求他向先人看齐，带头整肃家风。咸丰九年 (1859年)十月，他在家书中说：

“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凌晨四点)即起，至今二百年不变。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竞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两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

曾国藩还严格要求部下、士兵早起。开始时，许多人不习惯，起得也不够早。咸丰四年 (1854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给父亲写信说：“营中吃饭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整顿湘军，他把早起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后早起成了湘军的一大特色。

早起的习惯对一个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可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其次，早起焕发精神，吃早饭营养充足，白天做事效率较高如果一个群体、军队，都能早起，则显出一番振作有为的气象。

所以， 成就伟业者，不必有过人之聪慧，但必有过人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