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言多必有失，祸从口出，一些人天生口水多，喜欢对人对事指指点点，这是官场的一大忌。

曾国藩就深谙此道，他入仕之后，更体会到了仕途险恶，性情也变得更加谨慎。相比之下，李鸿章则更为圆通，他曾经批评说老师胆子太小，但是随着深入到权力运作的核心，他的胆子也变得“小”了起来。

曾国藩可以说是在湘军中最谨慎的将领。做起事来经常缩手缩脚，不敢冒风险，不敢用奇兵。为此，他和左宗棠甚至是胡林翼都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左宗棠由此认为他不是一个统领全局的帅才，很不服气。甚至李鸿章也对老师有些看法，他曾经批评说，老师太过懦缓。对这一点，曾国藩并不否认。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国藩败挫多年，慎极生葸，常恐一处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也。”

看来，曾国藩之所以这样谨慎，也是经历太多失败的缘故。曾国藩一生打过许多败仗，其中有四次是关系到全局的大败仗。第一次是湘军初次出兵，遭遇靖港之败，全军溃散，曾国藩险些自尽；第二次为湖口之败，为石达开所困，水师失利，他的座船也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又险些投水自杀；第三次为三河镇李续宾全军覆没，曾国华身死，湘军百战精锐丧失殆尽；第四次为祁门之围，为李秀成数十万人所困，侥幸逃生。此外，其他小败仗不胜枚举。因兵败而亡的湘军大将，从塔齐布罗泽南、刘腾鸿三兄弟，到李续宾、张运兰，前后有数十员。经历了这些败仗，曾国藩自然谨慎起来了。

军事上的谨慎固然重要，但对曾国藩来说，太平军不可怕，打败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官场风云。在他官卑权微时，尚未悟出其中奥妙随着他官大权重，在官场混迹越久，陷入越深时，越感到可怕。在同治帝继位以后，慈禧当政，这个女人心狠手辣，更令曾国藩生畏，所以就变得更加谨慎起来。

1861年，也就是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肃顺、端华等顾命八大臣。不久，端华等被处死。曾国藩闻讯大惊，在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可见曾国藩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惊恐。

肃顺可谓当时清廷中较为开明的大臣，就是他鼎力推荐曾国藩，营救左宗棠的，他幕中的王闿运、郭嵩焘，都与湘军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肃顺一党被灭，曾国藩一则为慈禧的狠辣震慑住，另外也预感到事情不妙。此际，胡林翼、左宗棠等心腹建议他自立，以免受到别人的牵制(www.daowen.com)

但是，慈禧老谋深算，她很清楚，如果对曾国藩不好，必定会激起事变，这时清廷内忧外患，无法顶住太平军、湘军的双重打击，亡国是迟早的事。为笼络曾国藩，她下令优奖，加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统领四省军政，全权指挥平定太平天国大计，并加授协办大学士。厚戴之下，曾国藩知道慈禧还是明白人，自己不会有性命之忧，这才心安。但他由此也知此人不易对付。当接到任命封赏谕旨时，不喜反忧。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限者，往往不克保其终。见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

针对怎么上奏，他与幕僚们计议多日。其中李鸿章的意见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将节制四省权力和协办大学士职衔都辞掉，沽名钓誉的痕迹太重，因此只要奏请撤销总领四省军政的权力就可以了。曾国藩按照他的建议上奏，朝廷不允，曾国藩也只好遵命。

曾国藩有了这次交锋，就大致摸清了慈禧太后的底牌，于是不久他便再次上奏朝廷，称颂慈禧“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认为此后定然“朝廷清明”、“人心思治，自是中兴气象”，向这位老佛爷表示忠心。但他也深深地感到了权力斗争的彻骨寒意。

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曾国藩曾致信部下周辑瑞说：“宦途原如大海，由京曹而莅外任，则如从内港而放外洋，乍见风涛奇险，目眩神骇，回顾无涯，觉独泛孤舟之可危，思舣近岛屿以求安，而不知三神山亦自无有定所。唯冀稳慎捩舵，以忠信涉波，或有如履平地，终登彼岸之一日，幸无过于焦灼也。”

总而言之，对于仕途之人来说，仕途风波在所难免，曾国藩也不例外。攻下天京后，太平天国灭亡，又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了。此时有几位御吏开始制造舆论，攻击曾国荃纵兵抢掳，谎报战功，甚至牵涉到曾国藩。一时朝野鼎沸。曾国藩知道，这是慈禧的手腕。为保全自己，他不得不以退为进，劝曾国荃归隐，裁撤湘军，这才使形势稳定下来。而曾国藩的实力则在这场风波中保全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