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喜欢忠心耿耿的人。那些奸佞小人之所以能成功，就因为他们使尽浑身解数让皇帝感觉他们是忠臣。曾国藩追求的是有利于国家和统治秩序的大忠，而不是对君主言听计从的媚忠。为了大利益，他甚至敢于得罪朝廷，他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引起怀疑，相反却获得了更大的信任。

封建社会中，君王可以不仁，但是为臣者绝对不可以不忠，为人臣子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意志，维护君主的利益。忠心是君主最需要也最喜欢的。要想得到君主的信任，忠心是不二法门。同样，如果想做好官，忠君更是第一要义。曾国藩从小学习儒家的忠义思想，忠于君王是他的为官原则和心理底线。正是因为他如此忠君，才获得了朝廷的信任，才能够放开手脚，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最终成就大事。

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阶层的一员，深深受到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把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作为一个人的根本。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家境也算不上富裕，而且家族中几百年间，从来没有出过杰出的人物，而他则高中进士，登上仕途，在历史大动荡中崛起，成为中兴名臣获得皇帝的倚重与信赖，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忠君情结。他把忠君当做为官的根本原则，指导自己一生的行为。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把余生奉献给大清王朝。在治军从政过程中，他大力提倡“诚”，并在“诚”字前加一“血”字，谓之“血诚”，如此这般，定是出自内心。

也正是这股“血诚”一直支撑着曾国藩来对抗太平军和捻军。他于咸丰十年（1860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把“血诚”当做医治清王朝的顽疾的“灵丹妙药”。(www.daowen.com)

曾国藩在治理下属方面也是提倡“血诚”。比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在他看来，有没有才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具不具备一颗忠心。

曾国藩在长久的政治实践中，非常注重对官吏的忠诚教育。他在刚刚开始在京担任官员的时候，就对当时的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的曾国藩初出茅庐，社会影响太小，他的言论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后来曾国藩奉朝廷的命令，兴办团练，组织湘军，逐渐拥有了军事大权，自己的理论开始有了实践的渠道。在曾国藩周围，有为数众多的受过传统封建道德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曾国藩都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忠义之才，他们对于清廷来说，就像是一粒粒种子，在不断地传播着封建伦理，不断地培育出为国尽忠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