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充满了竞争、挑战，许多事难以设计出理想的结果，因为理想与现实在不断的碰撞，任何事都充满了变数。人的生存是受他人以及他物的影响与制约的，能做大事的人，须具备忍辱负重的心理素质。谩骂和羞辱，精神不会因此而拖垮，但也不会失去理解和同情之心。

曾国藩目睹着、经历着一次次的得与失、成与败、盛与衰、荣与辱，总结出了一个“忍”字功夫。

随着战功越来越大，曾国藩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但他意识到“赫赫之名，为天下所指目”。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他冷静地做出了裁撤湘军的决定，他主动放弃兵权，消除了清廷对他的顾忌。

这时，湘军内部却有人非常不满，甚至觉得曾国藩名为被清廷倚重，实则被压制，屈抑人才。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三日，发生了“天津教案”。事情是这样的：根据《中法北京条约》，法国天主教会拆毁了建于康熙初年位于三岔河口北岸的崇禧观，要在原址上建望海楼大教堂。法国天主教会派遣传教士谢福音来天津主持教堂工程。教堂高10米，长30米，规模宏大。当地百姓一开始就反对法国建此教堂，出现不少谣言。当教堂附设的育婴堂接连死亡婴儿数十人，民间又不断有拐骗婴儿的供犯，招认是受教堂指使，甚至说教堂将小孩挖心剖肝制药。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搞得群情激愤，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把教堂围住了，要求严惩。此时，有人趁机纵火，把教堂给烧毁了。

这件事很快牵动了清政府神经，其他地方的案子朝廷可以撒手不管，让当地官府去处理，而这事关洋人的大事不能不处理，可又实在不好处理。由谁去查办这件案子呢？清政府想到了曾国藩。这时的曾国藩本在家休假养病，上边还硬是下谕要他去天津办案。

曾国藩于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只得忍辱负重，准备接受本国人的咒骂。当时，朝廷和民间有一股“主战”的力量，曾国藩反对以战争的方式解决争端，通过对案子的调查，得知过去天津境内屡有拐卖儿童的案件发生，并有剖心挖眼的谣言，天津知府张光藻擒获了两个人贩子并加以严办，后来又有民团拿获匪徒武兰珍，其供出在法国教堂做事的王三授以迷药，于是就有了津民与教民的冲突之事。曾国藩弄清了案子缘由之后，更坚信了他“只能和，不能战”的原则。(www.daowen.com)

曾国藩从保定奔赴天津时，竟写下了遗嘱：“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曾国藩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以牺牲个人的名节来保全清政府的利益。因为他清楚，那些在皇上面前慷慨激昂地要求“打天主教堂”的人，等敌人真的来了，大多会吓得胆战心惊。

曾国藩来到天津后，一些人向他建议，可借民愤把洋人驱逐出境或者联俄、英以攻法国。曾国藩不主张这样做，如果因这件案子而发起战争，就会重蹈咸丰年间的覆辙。这时候，太平军和捻军刚刚覆灭，百姓需要生息，国家需要建设，再不能打仗了，这些人便挖苦曾国藩贪生怕死。曾国藩已经密调了部队布防，以防不测。他给朝廷上疏，说自己并不是像某些人诋毁的那样软弱怕事，“臣自带兵以来，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事虽急，病虽深，此心毫无顾畏，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也就是说，国家的利益原则他会掌握，谈判不等于就输给洋人而开战能赢的几率很小，所以，和谈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何况“查津民焚毁教堂之日，众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岂崇厚一人所能消灭？其为讹传，已不待辩。”

通过曾国藩的努力，案子终于以和解的方式了结了，避免了一场战争和百姓生灵涂炭，但由于正法了15个滋事者，曾国藩遭到了一些人的不满，骂他杀同胞，凶狠毒辣；骂他投通外敌，是卖国贼。曾国藩一下子跌落深渊。后来人们批判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只是阶级观念与意识形态使然，而他“为洋人说话”，就是叛国卖国的性质了。

曾国藩说：“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而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息。”身为大臣，他受命办案，能不承担压力忍辱负重？忍到最后才是真功夫！

只有知道在适当之时隐忍，才能在跌倒了、被打败了的时候也不会丧失生活的信心，努力地站起来，迎接一切艰难险阻，坦然面对失败与挫折，这样的人生是充实与厚重的，是魅力四射、光彩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