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假若自己能立志，那么，圣贤豪杰什么事情不可为？何必一定要依赖别人呢？心里想着仁，仁便达到了。要想做孔、孟，那就日夜孜孜以求，唯有孔、孟才去学，那又有谁能阻止你呢？如果自己不立志，那么虽说天天与尧、舜、禹、汤同住，也是他是他，我是我，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曾国藩曾说：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常轻于一发。”

在社会上立身，做一番事业，就先要独立，没有独立而坚强的意志是不行的。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父亲的调教下，成为一个非常有独立意识的人，生活上独立，思想上独立。他早已认识到，中外交涉的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而他自己却是明白事势的人。光绪五年(1880年)，曾纪泽奉旨到俄国谈判收回新疆伊犁问题，他凭借着对俄国国内外困境的了解，在谈判中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俄方以用兵相要挟，曾纪泽则表示，如若开战，胜负难知，中国愿意奉陪。俄方代表恼怒不已，但也无可奈何。最后，中国以较小的代价，比较完整地收回了伊犁地区。这种“虎口夺食”的事例，在清代近代外交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曾国藩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曾国藩能在绿营环伺、满旗权贵掣肘下，把一支几千人的湘勇队伍打造成清朝的“精锐之师”，如果没有在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的主动性，内修独立意识、外求强盛之途，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谓内修独立，即是儒家主张个人的“自省”，就是为了在内心建立一个真实的“自我”——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盲从。“匹夫不可夺志”，体现了人格独立精神。从人格独立到具体做事时独当一面，独立完成。

有个例子说明曾国藩看重的是“独立思想”“独立志向”。曾国藩很欣赏左宗棠的独立想法。围剿太平军的过程中，有一次左宗棠正在想办法弄清李秀成的行军路线，准备与其较量一番。于是，他派王开琳、王开化率领驻在景德镇的全部楚军救援石门镇，歼灭李容发。楚军倾巢而出，是兵法所忌，为此左宗棠属下很担忧，但左宗棠却谈笑风生地说李秀成正在全力攻打石门镇，不可能分兵来打景德镇，何况他怎么会知道楚军兵力全部出动了？(www.daowen.com)

左宗棠知道自己的对手是太平军中的精锐，他将城墙上插了很多战旗和刀矛，并将留城的几百老弱病残士兵及后勤人员派到城头上站岗巡逻。

再说李容发，他摸透了景德镇城内情况后，立即跑回告诉李秀成。李秀成心里乐开了花，他立即令李容发带3000人抄近路快速奔向景德镇，一举把其拿下。李容发的3000人马离景德镇越来越近，当其兵锋逼到离景德镇50里外时，左宗棠得知了这一军情，不由得紧张起来。他想，难道真的要演一场“空城计”不成？自己的修养气度比得上诸葛亮吗？演“空城计”须镇定自若，自己具备这样的素质吗？左宗棠立即决定派人火速通知王开琳，要他带领3000人星夜赶回景德镇救援。

此时，左宗棠意识到要想把“空城计”演成功，必须改变诸葛亮的老套路，重新整理布局。他让人四处散布消息说王开琳、王开化兄弟取得了石门大捷，活捉了李秀成。除了制造舆论，还得渲染胜利的气氛，于是楚军总部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一会儿，城内文武官员、社会名流，还有各大商号的老板，骑马的骑马，坐轿子的坐轿子，纷纷到楚军总部祝贺“石门大捷”，各大酒店的席位都被楚军包了下来，吃喝喧哗的声音充满了城内。

这一闹，留在景德镇城内的另一个太平军侦探慌了，连忙跑出了城，恰在路上遇到了李容发，将城内听到的消息告诉了李容发，吓得李容发抱头就哭：“干爹啊，干爹，我要为你报仇！”原来，李容发是李秀成的义子。他揩了一把眼泪，率军掉过头来奔向石门，但走了还没一半路程，他突然想起李秀成对他的叮嘱：“左妖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你到景德镇城下后，要实地仔细观察，千万不可莽撞行事。”李容发虽没读过书，但干爹讲过诸葛亮的“空城计”，心里不免紧张起来，感到自己上了左宗棠的当。他气得大叫一声：“杀向景德镇，活捉左妖！”

当李容发赶到城下时，天已经黑了，李容发对地形不熟悉，见城楼上号令严肃，又不禁想，干爹会不会真的被王开琳活捉了？李容发不敢贸然进攻，决定挨过今夜，天明后探清虚实再攻城。可是天一亮被左宗棠通知回援的王开琳已率军赶到。这下李容发退也退不成，进也进不了，只得与王开琳展开激战，结果伤亡惨重，李容发自己也差点丢了性命。

曾国藩之所以面对左宗棠的不逊，而一次次原谅左宗棠，正是看好他的“独立之志”，因为当时国家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竞争社会充满了偶然性，有“独立之志”的人，能以自己独特的眼光看出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及时抓住有利的因素获得取胜的契机。如果左宗棠没有“独立之志”，遇到这种情况只会吓得双腿发软、哭爹叫娘可谁也依赖不上，最后只有被打死或是投降这两条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