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大的目标是由一个个小目标组成的，一个人设置过大的目标，在追逐的过程中难免耗气伤神，实现不成时则有好高骛远之嫌疑。因此，将远大目标分解成阶段性的任务，将会适时受到自己的激励，老子说“天下大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细密的规划是成就大事业的必要条件。

在曾国藩的军事生涯中，尤其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最能体现他细致规划的能力。咸丰七年（1857年）十月初四，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者缺一不可。”

咸丰十年，太平军先攻杭州，随即回兵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连下苏、常名城。江苏、浙江向来为财富之区，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地和粮食供应地，因而清政府十分重视苏杭的得失。当得知苏州已经落入太平军之手后，朝廷立即命令曾国藩撤安庆之围大举东援，保浙复苏。

接到这样的命令，曾国藩非常冷静沉着，认真谋划局势。自从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都是率领军队由东面进攻，原来的打算是屏蔽苏浙，根据情况相机进取，然而却屡进屡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未能攻占金陵，反而丢失了苏、常。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兵力单薄，而是因为未得有利之势。要收复苏、常，南军必须从浙江入手，北军必须从金陵入手。而要收复金陵，北岸则必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必须先克池州、芜湖，这样才能取得以上制下之势。如果仍然由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然会重蹈覆辙，终究还是不能成功。湘勇万余人已经包围安庆，做好了攻城准备，如果撤军东援，那么多隆阿进攻桐城一军也需要撤回，就是英山、霍山一路驻防的军队也需要移防。各路皆退，势必对士气产生极坏的影响。到时候不但湖北边境一线不能自保就是河南等北边驻防各军也将孤立无援。所以，围攻安庆的军队关系着皖北之大局，将来即为进攻金陵的主力，眼下是万万不可撤的……就这样，在细致地分析后，曾国藩制定了自己的计划。

这年九月份，太平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分兵两路合取武昌，以解安庆之围。第二年三月，陈玉成率部自桐城出发，连克英山、蕲水、黄州，逼近武汉。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所率3000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说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都逃离一空。正在太湖作战的胡林翼也惊慌失措，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因为害怕武汉失守本来就身体不好的他急得连日吐血。湘军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人心思变，许多人包括胡林翼在内都急忙致信曾国藩，要求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www.daowen.com)

这时，曾国藩按照自己的规划，只盯住安庆。他说，即使是武汉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可退。因为他看得很明白太平军就是能破湖北，也守不住湖北。只要局势稍一缓和，清军就可以腾出手来，武汉即使是一时失去也会马上收复。而安庆之围一旦松弛恐怕就再也不可能围住了。如果武汉能够保住，太平军必然会回过头以全力来进攻围攻安庆的湘军：如果武汉有个三长两短落人太平军之手太平军就会以一部分力量守武汉，而将大部队调回来攻打安庆，甚至会打下武汉后弃而不顾。如果安庆之围能坚持住，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李续宜部队也会收复，“是乾坤有转机也”；如果安庆之围坚持不住，那么即使是武汉没有什么事情，太平军的声势也会大涨，“是乾坤无转机也”。

后来的情况完全如曾国藩所料，陈玉成不但未能解安庆之围，他本人还在转战途中被湘军所杀。从此，太平天国后期的战争形势更加恶化，而且每况愈下。亲自参加此役的洪仁玕事后沉痛地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敌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就会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而这句话恰恰证明了曾国藩的智慧，这与他的细密周到的谋划关系极大。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许没有经历战场进行军事谋划的机会，但是现实生活一样也不能缺少谋划。一味随波逐流，最终将一事无成。在确立了生活志向后，做一个短期计划，你会体验到奋斗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