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有识者方能进行决策，才能预料事情的整个过程。决策前有谋划就不会绊倒，做事提前有决定就不会受困，行动提前有安排就不会错乱，道路选定以前有目标就不会穷途末路

知己知彼，方为识；时机不成熟不妄动，是为识；利用对方弱点先发制人是识；窥探对方的破绽，后发制人，亦为识。有识，就是有眼光，能谋略，再配合才能，就一定会成功。

对于人才，曾国藩认为，“打造军队，首在拣选将才，而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智略深远”摆在第一位，可见在曾国藩看来，见识高低决定了一个人的事业能做多大。

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之道，以能战为第一义”，假如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敌人突围，无法抵御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会毁于一旦。第二重要的是能爱民，第三重要的是让上下官绅都和睦。

“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所谓学问，即有学有问，而通过学与问获得见识，才是最终的目的。见识在书本上领悟，更在实践中获得。

咸丰皇帝在咸丰三年至四年，连续下了四次诏书，让曾国藩出兵援助武汉、黄州、安徽庐州，可见每一个地方出现危急的时候，皇上都巴不得曾国藩出兵。但是曾国藩确实有自己的一套，他咬定牙根坚决不放松，四次下诏四次抗旨。他在给清廷写的奏折中讲自己为什么迟迟不出兵，因为自己现在担着很多骂名，自己还戴着孝，如果现在出兵，等于在太平天国强大的攻势下以卵击石，别人会笑话他。

曾国藩分寸拿捏得非常好。(www.daowen.com)

江南大营是清政府建于天京城外的营垒。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时，钦差大臣向荣便率兵在城外孝陵卫建立大营，围攻天京。咸丰六年，清军围攻太平军被打败，向荣败死。咸丰八年，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攻打到天京城下，再建江南大营，于城东、西、南三处筑垒挖壕，长达百余里，对天京形成包围之势，使太平军感到了巨大的威胁。清政府依靠江南、江北大营对抗太平军，便以为有恃无恐，所以没有对湘军统帅曾国藩委以要职。

谁知咸丰九年，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了，并且太平军开始着手攻击江南大营，以粉碎清军对天京的包围。洪秀全封刚从香港来的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咸丰十年一月，在各路将领共商破营之策时，洪仁玕提出用“围魏救赵”之计发兵进攻杭州，敌必然会来救，等到江南大营分兵之时，太平军再回军进攻江南大营，这样定能解天京之围。洪秀全采纳了此计，派李秀成猛攻杭州，打死了浙江巡抚罗遵殿，江南大营果然分兵来救杭州。清军中计后，充分理解战略意图的李秀成急速回兵，会合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一起攻打江南大营，数小时后江南大营就被攻破了，太平军乘胜攻占了苏南广大地区。和春、张国梁浙江巡抚徐有壬都战败身死。

这时，清政府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左宗棠对曾国藩说：“这真是天意呀！江南大营的庸将弱兵如何能担起扫平敌贼的重任，今日溃败，正是后来者立功的大好机会。”曾国藩却很冷静对于下一步怎么走他有自己的思考，“决不能让最高权力集团像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一样，看出江南大营的覆灭是清政府放弃绿营军转而依靠湘军的开端。”

当李秀成率兵进攻杭州时，清政府急忙下令曾国藩缓攻安徽，东下救苏州、常州。由于李秀成进兵迅速，曾国藩的湘军还没有赶到，太平军已攻破了江南大营，又连克了苏州和常州。在清政府看来，苏州和常州等地的丢失远比攻占安庆重要，所以强令曾国藩东进。曾国藩拒不应命，坚决执行自己的军事行动，攻打安庆。清政府见此情形，只得于五月间授以曾国藩兵部尚书，署两江总督之职。清政府以为给了曾国藩这么大的官，他就一定会率兵东进了。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遵命，在上奏咸丰帝的奏折中，强调攻占安庆的重要性。他认为平定江南，必先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才能成功。向荣、和春等人之所以失败，并非败自军事实力，而是败于战术，他们想就近攻围金陵，结果战守错乱，屡进屡挫，攻不下金陵，反而丢了苏常二地。

曾国藩重申自己的军事方略，坚持自长江上游而下，先外而内，稳扎稳打，步步进逼，最终再攻克金陵。如果放弃安庆东进，必然重蹈向荣、和春的覆辙。

可见，关键时刻曾国藩的“识”字功夫发挥作用，他如果听命调遣就会继绿营军之后成为清政府的一颗被动的棋子，打赢了，给这颗棋子一点好处，打败了就会弃之不顾。曾国藩善于体察人情世故，他认为人常有两种积习：一种是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他形象地称这种人是瞽者，即看不到方向的人。还有一种人是天天忙于身边的琐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远见卓识。这两种人终究很难成功。基于此观点，他提出：“成大事者必须目光远大，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但必须按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