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向决定格局，态度决定高度。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志向如何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如此重要，它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大小。

曾国藩始终坚信一点：“立坚卓之志”，定会成功。他在家里排行老大，28岁那年考上进士，从乡下来到京城。他的几个弟弟特别羡慕他他写信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弟弟曾国潢嫌在家塾读书环境不好，想出外读书。曾国藩认为，人如果能立志发奋自立，那么在家塾里就可以读书，即使在旷野的地方热闹的场所也可以读书，即使是在砍柴负薪或放养家猪的时候也可以读书；但如果不能立志发奋自立，那么在家塾不能读书，即使是在清静的地方、哪怕仙境也不能读书。最后他说：“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少年时便立下大志“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委其难之！”

21岁那年，曾国藩经人引荐到衡州学府学习过半年。一开始，训导师欧阳凝祉是很讨厌曾国藩这个门生的。因为曾国藩长相不雅，一副难登大堂之相，按《麻衣神相》的说法，这种人将来不是无赖便是恶霸，绝难以成正果。另外，曾国藩还生了一身皮癣，三天一刺痒，五天一出血，弄得与他在一起学习的人都烦。但很快欧阳先生就喜欢上了曾国藩，他发现曾国藩不仅做人有礼有让，做事也明明白白，尤其是人小志大，实在了不起。看到他内在可贵的东西之后，欧阳先生自然就感到曾国藩身上更有一种魅力，于是教导他也就格外卖力，甚至产生将闺中长女玉英许配给曾国藩的想法。

任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遍天下，但他喜欢曾国藩，乐意做一个汉人的靠山，或者有意把一个汉人拉到自己的势力圈子中，就是因为他看中了曾国藩的志向。他说：“足下以三甲进翰苑，实不容易。老夫读足下诗文，以为足下勤实有过人之处，然天赋却只有中人之资。但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并不是靠天赋，而是靠志向、信念，且刻苦勤实的功夫。”(www.daowen.com)

曾国藩不像有的人考上进士后，扔掉四书五经之类的敲门砖在官场混，行“厚黑”之学，而是继续在先哲著作中发掘对自己做事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天，他重温《孟子》，一段内容让他获得了新的感受。《孟子》中写道，齐国大夫公行子到燕国去，路上遇见曾元，问：“燕国的国君怎么样？”曾元说：“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就轻视事业，轻视事业的人就不求贤人帮助，没有贤人帮助，怎么能处理好国家大事呢？他只能像氐族人和羌族人一样野蛮。这样的人不担心自己国家的兴亡，而只担心他死后不能沿用氐族、羌族实行火葬。想的是蝇头小利，危害的是整个国家的大事啊！”孟子曾多次会见齐宣王，但并不与宣王谈论治理国家。孟子的学生十分疑惑，孟子说：“我要先攻破他只讲功利、霸道的坏思想。”孟子讲仁说义，就是要让齐宣王胸怀国家，放眼天下！

曾国藩便建立了自己的大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有了这样的志向，曾国藩在国家危难之际办起团练，几挫几起，最终获得胜利。他还办洋务，倡海禁，励精图治，以致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曾国藩的一生当然会留下是非功过，任人评说，但有一点人们大概没有异议，那就是他的成功与他的 “坚卓之志”是分不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愣，则近处尽可度活。”

看来，成功者无一不对自己今后的去向一清二楚。有目标有行动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才知道在哪里可以得到它。“志”字功夫做在先，确立了明晰的目标，再带着志向一起上路，达到目标的那天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