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人是没有朋友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自己想成功首先使别人也能成功，自己想被人理解，首先要理解别人。只想着自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样的人不具备成功的基本素质。要想使友情维持长久，就要用无私的心设身处地地为朋友着想。

曾国藩在孔子的基础上，提倡“己之所欲，先施于人”。他指出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友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次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所以，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告诫他的儿子说：自己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首先自己要尊敬别人；自己不想被别人羞辱，首先自己就不要去羞辱别人；“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若要别人善待自己，首先自己要善待别人。

在人际交往中，要真正想到对方，尊重对方，而不要将自己的要求及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强加给对方。曾国藩指出，孔子可谓是这方面的楷模。

有史记载：一次，孔子要出门，刚好天下大雨，找不到车。孔子的弟子中有人说：“子夏有，先跟他借用吧！”但孔子却不同意，他说：“子夏这个人的短处就是在钱物上比较小气。我听说和人交往，推重他的长处而避开他的短处，这样才能长久相处。”弟子们听后，就没有去向子夏借车。(www.daowen.com)

孔子说：“做人起码在三件事上要懂得推己及人。如果对居上位的人不能尽心事奉，却要求属下凡事听命；如果对双亲不能尽孝，却要求儿子孝顺；如果对兄长不能尊敬，却要求弟弟听话，这就是不能推己及人的毛病。人如果在这三件事上面懂得推己及人，就能成为立身端正的君子了。”孔子这里所说的“推己及人”，即是以朴素、通俗的语言阐明了曾国藩所推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无一勇一卒。而当时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保卫长沙城，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了各部的行动。

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的刘长佑、萧启江等，都心甘情愿地服从曾国藩的指挥；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等，也大体上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和调度。湘军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批非湘籍将领陆续得到曾国藩的重用，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族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这说明，曾国藩在浓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之外，还有着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

所有这些大体上接受曾国藩节制的湘军将领，除极少数如塔齐布等出身行伍外，绝大多数是原先不甚得志、僻居乡间的士人，他们以维护名教为己任，以“杀贼立业”为职志，与曾国藩心心相印。然而，他们不团结于此，不团结于彼，独尊曾国藩者，除思想相通这一点之外，还因曾国藩实有过人的人格力量。

虽然曾国藩本人不重钱财，却深谙人心所向，主张以“利”来获取军心，以厚赏来搞定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筹措资金坚持实行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得到了部属的奋勇效命。当时湘兵的兵饷是绿营的三倍，加上兵源是乡里子弟兵，造就了湘军的异常忠勇。因地制宜地勤用这两个人事激励的法宝，使得曾国藩有了高素质人才源源不断的供应。

曾国藩的思想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上一层楼。李鸿章在做曾氏幕宾时常蒙其教诲，他回忆曾国藩对儒家伦理的诠释：只有让人站稳了，自己才能步步站得稳，这是“己欲立而立人”；而只有成全了他人，自己才能处处行得通，才称得上“己欲达而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