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显然，孟子交朋友，是要和他的德行相交，而不是倚仗什么别的和他相交，不是要有利可图才和他相交。如果无利可图呢？那就不和他交往了，这就叫利尽情绝。即使没有功利心存在，真正的朋友之间也会有摩擦，如果因为摩擦而断绝往来或因此嫉恨，就会丢了西瓜捡芝麻，得不偿失。

曾国藩在交友方面遵从儒家的传统思想。《史记》云：“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可见人们是根据个人的性格、气质、志趣而结合在一起的。其实，真正的朋友是很难得的，他们相知、相亲和相敬，同甘共苦，当然也少不了会有些矛盾和摩擦。曾国藩和左宗棠就是这样的朋友。

曾国藩和左宗棠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

有一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大有轻薄之意。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不驯和两个人之间的不甚和谐。

曾国藩没有把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放在心上。

特别能显示出曾国藩宽宏大度、不计前嫌心境的，是咸丰十年(1860 年)后他对左宗棠的举荐。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

樊燮乃永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糊涂而马虎，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于是朝廷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都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甚至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不应该排斥异己。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

左宗棠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离开长沙。

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说“含沙射影造谣者还不满足，四面布满网罗，足令人心寒”。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他悲伤地写道：此“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他知“帝乡不可到，而悠悠万里，仍畏寻踪”。(www.daowen.com)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眼前贼军气焰嚣张，必欲攻取湖南才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帮助办团练等事，还是调赴你的军营，使他能发挥长处达到最好效果，着曾国藩酌情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通晓军机。当现在正需人才之际，或饬令他办理湖南团防，或选拔作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

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江西战场。

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光、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赶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退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瑞、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以身殉国。

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

曾国藩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只要认定了是朋友而不是敌人，即使朋友和自己之间有什么矛盾，也会轻易被化解，真正的朋友是不计前嫌的，宽宏大度的，是真实和坦诚，内心不藏奸，心底无私的时候，自己的天地也便宽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