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高季辅传》记载：“（太宗）特赐钟乳一剂，曰：‘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药石是良言善意，是赤诚相待。药石之言，劝人改过。药石之友，催人向上。不能听进药石之言的人是可悲的，在一意孤行的自我意志下一路滑到失败的深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初谁人的话是良药苦口。因此，不要等到病入膏肓了才学会接受良言，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去想起良师益友。

曾国藩一生，这样的良师益友比平常人多得多，这在于他的谦虚与自知，虚怀若谷，赤诚相待，便很容易聚集这样的药石之友在身边。

血性男儿陈源衮和曾国藩便互为药石之友。

也许相似的性情更容易惺惺相惜，曾国藩与陈源兖又同修理学，对有些不顺眼的事看不惯。翰林是清闲职务，无权无利，尚不重要，但出任外官，有权有利，关系便复杂多了，稍有不慎便会得罪人。陈源兖也得罪了一些人。曾国藩在第一封信中批评他：“丰裁过峻，而涯量稍褊，仍不异往时在京相处气象。”并告诫他说：“语曰：‘察见渊中鱼者，不祥。’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不为水晶之光明，则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己。”看得见深水中的鱼，是不祥之兆。意思是说，看事太明白、太苛刻，不是好兆头。曾国藩希望陈源兖要像未琢之玉一样，宝贵但不显露，这样能保全自我，同时又不失去自我的真正价值。

不久，曾国藩又写了第二封信，以胡咏芝为例，告诫陈源兖：“胡咏芝（胡林翼）来京，住小珊（金国均）处。将在陕西捐输，指捐贵州知府万余金之多。不费囊中一钱，而一呼云集，其才调良不可及，而光芒仍自透露，恐犹缺折也。岱老（即陈源兖）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尚祈慎旃！比移广信，士友啧啧以肥缺相慕，眼光如豆，世态类然。”

锋芒太露，为当权者所忌，亦为同事所忌。前者担心有人争权，后者出于嫉妒。曾国藩之所以受咸丰皇帝猜忌，就是因为有人对咸丰皇帝说，曾国藩不过一匹夫，一回乡举兵，就应者云集，实在可怕。再加上曾国藩气势逼人，激化了同其他官员的矛盾。此处所说是同样道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过于显露自己都有坏处。而自作聪明任意炫耀者，像三国时的祢衡、杨修之辈，更是讨死的行径，不在话下。陈源兖后来有所改变，不久他转任安徽池州知府。咸丰三年（1853年）随江忠源守庐州，太平军攻克庐州，江忠源投水，陈源兖自缢。倘若他不早早死去以后的功业也难以限量。曾国藩自己当了外官之后，亲身感受到了“外吏之难，盖十倍于京辇”这句话的含义。(www.daowen.com)

邵懿辰也能算是曾国藩的一个药石之友。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的一天，他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邵懿辰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痛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其他的事情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邵懿辰不指出来，那是邵懿辰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还有一个人，就是吴竹如（吴廷栋）。有一天，曾国藩与吴竹如交膝谈心，并对吴竹如以知己相许。吴竹如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我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瘟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钧。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的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可见，曾国藩待人以诚，从不苟求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