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苏浚将朋友分为四种：“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遂，昵友也；利则相合，患则相倾，贼友也。”因此，交友要选择，多交益友、畏友、密友，不交损友、昵友、贼友。能把身边的人划分得如此之细，可见其交友的用心。交友不加甄别，不在细微处察觉其品性，则容易误入歧途。

交友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开始是结识和初交，在交往过程中互相了解以后，才由初交成为熟悉的朋友。朋友可以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从学习、工作的需要出发，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是有益的。如果不仅志同道合，而且感情深厚，心灵相通，这样就可以从合作共事的朋友变成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知音知己。

曾国藩就非常注重对朋友的仔细识别和筛选，并在生活中观察和总结。

曾国藩曾写道：“与多疑人共事，事必不成；与好利人共事，己必受累。”这对于我们是很有启示作用的。曾国藩对身边人的判断是用了心思的，什么人多疑，什么人功利，都逃不出他的眼睛。

曾国藩深知朋友在事业发展中的影响，因此，十分注意择友。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才积聚，多年的京宦生活，使曾国藩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朋友相互交流，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日后曾国藩事业上的帮手。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郭嵩焘引见，与曾国藩成为了朋友。在见过一次面过后，曾国藩就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节义死。”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如此断言，可以说是众人惊疑。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了湘军的得力干将，曾国藩称赞他为“儒文侠武”因有血性、有胆识，而成为了曾国藩的好友。最后，江忠源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交友有信，与土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如果不是在仔细观察和用心判断下，没有过人的经验和识人眼光，便不会有这样准确的判断。(www.daowen.com)

罗泽南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发愤好学，夜里没有油点灯，就借月读书，疲倦了即露宿屋外，直到天明。他的道德学问，在当时屈指可数。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曾国藩在了解了罗泽南的身世后，便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器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后来，罗泽南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

曾国藩一生处世交友，并不仅仅以貌取人。他常注意观察人的细微之处，所以他拥有超人的知人之见。在京都，他与朋友们不仅在学术上互相砥砺，同时，他还将朋友们视为知己，以诚相待。这都成为他生平事业的重要根基。

曾国藩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就曾高兴地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朋友现在朋友很多，品行好的有唐镜海先生、倭仁两位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这几个人；在学问上很有造诣的，则有吴子序、邵惠西精通文字训诂的，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俊潇洒，志向远大的，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苹金、庞作人。这四个人，都是慕名主动来与我结交的。他们的学问虽然深浅不同，但都是不甘平庸，很有志向的人！京城里人才济济，不主动寻访就发现不了如果主动求访，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我应当抛弃以往待人傲慢的坏毛病，谦逊地寻求这些有识之土做自己的朋友。

官场上交上益友，无论在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互相影响的，既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又可以与之相互砥砺，相互激发，共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为官之人选择和哪些朋友在一起很重要，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孔子家语》说道：“与君子游，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对朋友不加甄别，胡乱交友，便不自觉地被带入坏的情境，本是一块美玉，也会被浸入杂质，最可怕的是仍被蒙在鼓里不知其害。因此，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官场里，都要心里藏一面雪亮的镜子，随时照见瑕疵与污浊，保持理智与判断，对人要于细微处见真实，学会远离损友，亲近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