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如择玉，宁缺毋滥。良玉护身，劣玉欺名。“孟母三迁”的典故很早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司马迁说：“不知其人，视其友。”交往的对象是损友还是益友，也就决定了他对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耳濡目染的作用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滥交朋友的人，会给人一种生活缺乏原则的感觉。这种人往往缺少真正的朋友。

曾国藩很明白这一点，他的交友原则，可以归结为：不交损友，多交益友。

在从政前，从他与青年时代交的朋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关系上，可以看到曾国藩的交友原则一早便建立了。

道光三十年（1850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

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继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使他对刘蓉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诗中云： “旧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郭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在《致刘蓉》这封信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说，我今天论述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述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

咸丰元年（1851年），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弃世；八月，曾国藩亦以其母于六月十二日去世回籍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www.daowen.com)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云仙、筠轩，湖南阴县人，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蓉介绍郭嵩焘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学问，笑谈若比圣贤，立志要建功立业，但郭嵩焘的志向与曾国藩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类，也就是说他要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

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嵩焘的生活轨迹明显体现出了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淞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官司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的仕途生涯充满着险阻，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吃紧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便提出了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从而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并没有忘记这两位同乡，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志向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也为他们以后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在京城生活的13年里，曾国藩也结交了很多朋友，他结交的这些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偏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他老人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守信的人交朋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而与献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两面三刀的人交朋友，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对“损友”要敬而远之，对“益友”要亲而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