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诗人标榜清高的诗句。然而，在现实中独醒的诗人少有建立功业者，反而大多招致祸端，不得善终。独醒的人是出众的，然而外露的独醒却是不明智的举动。风骨在外，多是落魄文学家，而风骨在内，则是实干家。

“聪明太露”正是为官做人的大忌。在曾国藩的智谋字典里，“浑含是常用词之一。浑含即是糊涂。曾国藩一直以自己的糊涂之道行事，也用这种糊涂精神教育自己的手下和亲属。

很多人都说李鸿章为官圆滑，却不知他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其实李鸿章是棱角分明、聪明外露的。是曾国藩的不断调教，让李鸿章在官场给人留下了圆滑的印象。

李鸿章才华横溢，见识高远。刚投身到曾国藩幕中时，曾国藩并没有应允，却百般刁难。曾国藩曾对手下人说，这是要磨去其身上的书卷气，使他知道世事艰难，学会收敛。后来李鸿章留下，许多奏稿也是他起草的。曾国藩虽然欣赏李鸿章的才能，但觉得他棱角太分明，聪明外露，所以他给李鸿章写了几封信，都说及此事。为了帮助李鸿章改掉，他一直将他留在身边，加以教导。直到李鸿章出师了，才让他独当一面。即使如此，他仍不时写信督导。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李鸿章办理洋务，曾国藩对他说：和洋人打交道，“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当时敌强我弱，与洋人打交道，是件需要忍辱负重的差事。洋人言语有欺侮之处，若太在意，必将引起争执，结果可能更不利。曾国藩所说的“痴气”，即佯装糊涂之意，但并非真糊涂。“若知之”，则使洋人不要以为我傻，“若不知之”，示意不与之计较，让双方都有台阶下。李鸿章后来办外交，也多用此道。

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接曾国藩之任指挥镇压捻军。他打了几次大败仗，好几员猛将丧生，一时议论纷纷。后来他遵循老师所定的“河防大计”，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置之不理，最终将捻军镇压下去。曾国藩写信称许：“自去秋以来，波澜叠起，疑谤不摇，宠辱不惊，卒能艰难百折，了此一段奇功．固自可喜，德量尤为可敬。从此益宏伟度，浑含圭角，有忍有容，退藏于密。古人所称勋绩盖世而人不忌，庶近之矣。”

丁日昌是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助手，对外国东西较为熟悉，也积极兴新法，性情外露。 一些守旧派官僚称他是洋鬼子的奴才，送外号“丁鬼奴”。曾国藩知其为人，便写信劝他收敛。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曾国藩写信劝他“于众醉独醒之际，仍以‘浑’字出之”。当时大多数守旧官僚坚决反对洋务，此时如果与他们争，是自讨苦吃。所以曾国藩劝他，以一“浑”字来处理，尽量避免激化矛盾，以利大局。(www.daowen.com)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曾国藩又去信一封，说： “承示以十字自勤，具见刻意砺行，位愈高而心愈下。窃意容、和、恕三义，即与浑字相表里。”

在曾国藩的劝诫下，丁日昌自己总结了十个字，用以自勉，曾国藩独标出一“浑”字，可见其重视程度。“容”“和”“恕”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策略，与“浑”字有相补互救的作用。

从一个人是否具有“浑”的品质，曾国藩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发展潜力，比如曾国藩对恭亲王奕訢前途的判断。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躲避到热河，只有恭亲王奕訢处理与洋人的关系。奕訢是当时满人中最有见识的人物，他与慈禧联合发动政变，执掌了朝政。但因他锋芒外露，为群臣所忌，更为慈禧所忌。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进行了一番评价：“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惬人心。”几年之后，奕訢果然被撤去职务了。

众人都“醉着”，自己就不能“独醒”，对于这一条藏锋智慧，曾国藩同样与兄弟、朋友、子女分享——他常劝诫兄弟好友，为人要学会“糊涂”。

曾国藩告诫其子曾纪泽：“聪明太过，常鲜福泽，尔颇近之。”劝他痛改。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他以“八德”教之，特地嘱咐：“泽儿天质聪颖，但嫌过于玲珑剔透，宜从‘浑’字上用些工夫。”曾纪泽谨遵父教，入官场之后，确实尽量收敛，因而平步青云。

众人都“醉着”，自己就不能“独醒”，用曾国藩的话概括，就是为人处世宜“浑含”。“浑含”二字含义深刻，让别人看着糊涂，其实自己心里是明镜雪亮的。“浑含”能避免激化矛盾，缓和关系，留出余地，能给对手，也给自己留下更大的腾挪空间；对于为官者来说，唯有用“浑含”“醉着”的态度融入并不清明的人际关系和政界斗争，才能以退为进，实现自己清醒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