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宜有张有弛。居官之路，该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之道。”管子也说：“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已经持有而依然追求盈溢不止，不如就此打住，马上停止；怀揣利器而炫耀其锐利，不可能长保其平安；金玉满堂，没有人能守得住的；富贵而骄人不止，自己会招来祸害。功遂身退，这是天道。有时候这个“止”与“退”，并非离开是非，抛却功名，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是一种为人的大智慧和境界。

在清朝之前的历史上，已有很多劳苦功高却谨言慎行甚至全身而退的例子，比如范蠡。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臣范蠡认为，在有功于越王之下，难以久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深知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遂与西施一起泛舟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曾国藩看到，自古以来，位高权重的人，没有一天不是在忧患之中度过，现在自己上下难当，左右难处，怎么办呢？ 同治三年，曾国藩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他本可以高枕无忧：一则正值自己兵霸一方之时水陆两军均在旌下；二则自己劳苦功高，战绩威震天下，太平军首府金陵唾手可得；三则自己对清朝廷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心直身正；四则弟弟国荃也厉兵秣马，相与照应。但曾国藩依旧忧心忡忡，一是因为军饷拮据，恐怕军营哗变，功败垂成，丢城失地，遗患江西；二是户部奏折似有意在他与皇帝间制造猜疑；三是因为自己用兵太久，担心清朝廷内外怀疑他擅权专利。兵权太重，利权太大，这才是祸事。(www.daowen.com)

反复思虑，再三筹划，曾国藩做出决定：解去兵权，告病引退。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向朝廷表明自己不敢久握重柄，三来对自己还有避其重取其轻的意思。曾国藩想，如果从此事机日顺，四海之内不再兵刃相向，自己就长期引退并终老山林，不再出山参与政事这于公于私都是值得庆幸的。

对曾国藩来说，引退山林并不是迫不得已，他不引退，同僚也无可奈何，清政府也无可奈何，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图谋不轨，况且他屡次拜恩受赏，似乎都没有理由隐退。但曾国藩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角逐功名，治国平天下完成后，同时也受老庄出世思想的影响，委曲求全明哲保身。老子的话：“曲己从众，不自专，则全其身。”别人也许做不到，但还有比曾国藩更明了藏锋智慧的人吗？

名声鼎盛之际，宜收敛言行。激流勇退，不仅仅体现勇气和智慧，还需要有对待欲望的淡泊态度。淡出世外，则得以保全自身。难得的是，一个人既可以做到于国家有用，又可以做到淡化自我中心意识，只有将自我放到最小，才会有长远的眼光，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天下的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