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英雄多悲歌，如性情旷达傲世，则在乱世中多难以全生。《出师表》云：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句话是诸葛亮的大智慧所在。只有在乱世中能保全自己的人，才是真正能审时度势的聪明人。留得青山在，焉能没柴烧？一个空有大志大才却没有智慧保全自己的人，是可悲的。虽然，在乱世中即使能藏身匿迹，也可能遭遇不幸，但在无常的命运面前，最起码要懂得基本的避祸智慧，不为自身弱点所害，才会避免为乱世所累。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为躲避曹魏阶级斗争的锋芒，到山阳隐居，就连装疯卖傻也没能躲避灾祸的降临，最终用死成全了自己的个性，虽然成就了人格魅力，却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剧。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都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但孔融成年后的经历却鲜有人知——因顶撞曹操而死于非命。

孔融是当时的士族代表人物之一，脾气耿直，刚入仕途就锋芒毕露，纠举贪官。董卓操纵朝廷废立时，他每每忤卓之旨，结果由虎贲中郎将左迁为议郎。后来在许昌，孔融又常常发议论或写文章攻击、嘲讽曹操的一些政策。

有一次，因为太尉杨彪与袁术有姻亲，曹操迁怒于他。孔融知道后，顾不得穿朝服急忙去见曹操，劝说他不要乱杀无辜，以免失去天下人心，并声称：“你如果杀了杨彪，我孔融明天就辞官回家。”孔融据理争辩，杨彪才免一死。

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为妻，孔融知道后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不明白这是对他们父子的讥刺，还问此事出何经典，孔融回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当时连年用兵，又加上灾荒，军粮十分短缺，曹操为此下令禁酒孔融又一连作书加以反对。按照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性情，除掉孔融是必然的结果。

同在乱世的三国，贾诩的自保之道就值得借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木朽于林，雷必击之。贾诩认为自己非曹操旧臣，却策谋深长，所以怕曹操猜嫌，于是采取自保策略，“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嵇康的隐最终没能自我保全，贾诩的隐反是周全的策略。

大隐需要一种超越式的全知思想方式，也需要高明的技巧，更需要几十年的修炼功夫。曾国藩熟读史书，将历史看得清楚异常，进而应用在当时当地。因曾国藩所处时代也是乱世，政治腐败，内忧外患，国家正当何去何从的迷茫之时，他便采用避疑术来达到隐身的目的。

1864年，湘军攻破了金陵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画上了一个惨痛的句号。当政者在紫禁城庆祝胜利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大功臣曾国藩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

清政府虽然给了曾国藩应有的功名，让他位列三公，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但也正是因为功高震主，曾国藩感到了“高处不胜寒”：依据历史上的教训，为政者的权威受到威胁，杀害功臣的事例屡见不鲜。曾国藩没有被胜利和荣耀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审时度势，分析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www.daowen.com)

金陵平定后没过多长时间，清政府又命曾国藩追剿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流寇，但曾国藩自叹“精力日颓而责任弥重，深为悚惧”，因而先后三次奏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他说“我广读史书，深知人情世态，我没有太多的才能而居高官，过不了多久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没有什么德行而权力又过大，则必然会招致众人猜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啊！”

四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又受到加封谕，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适以为忧”四字，强烈地反映着他退让避祸的思想。

尽快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尴尬的政治处境，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成为了曾国藩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于是，曾国藩毅然采取了三条退身之策：

一是让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军队、被清廷斥为 “骤胜而骄”的弟弟曾国荃功成身退，辞去一切职务，回家安享晚年。

二是裁军，缩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和鲍超、周宽世两部均拨给沈葆桢统辖，此举意在向清廷表示自己不存在谋反之心。

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主动减少自己的财权。

上述三条措施，使清廷心头之忧骤减，立即一一批准，没有拖延半刻。

结果，曾国藩巧妙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方式，成功打消了清廷对他的猜疑，全身而退。

历史证明，曾国藩是善于审时度势的英雄人物。英雄的概念并非仅舍生取义者独得。如果没有曾国藩的当机立断，也就不会有之后的洋务运动，不会有威震近代的北洋水师。

庄子在很早以前就告诫过人们“全生而避害”，其实说的就是遭遇乱世应当藏身匿迹。一个人身处险恶的乱世，贵在知谦，知足，知止。曾国藩以其自身经历证明，全生避害并不是提倡逃避，而是人格拔高后达到另一个层次，是对人世的体察与了悟，是人生的超越之大境界。积极避害，才能积极投入，投入到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