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低调的人往往有共同的特征，即朴实、谦逊。这样的人往往赢得很多不同类型人的共同敬服。这种人身上仿佛带有神奇的力量，永远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却也不会熟腻无间到令人没有进退。这些人无不认识到，朴实是万物之本，而谦逊是永远向上的根基。

“朴实”二字，曾国藩经常提及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

“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最高人生理想。曾国藩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

曾国藩虽然也是读书人，却摒弃了大多数读书人的坏毛病，读书人多不务实，说得多做得的少，缺乏实践精神。曾国藩发扬了读书人好的一面，即“经世致用”的精神，为人民和国家做了很多实事。

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他在给部下名将张运兰的信中说道：“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鼓励他“整顿岭南军务，不特革其骄疲之习，尤宜挽其浮靡之风”，“坚持定力，崇朴去浮”。

虽然历经宦海风波和岁月磨砺，曾国藩为人上也有圆通之处，但他本质上还是终生恪守“朴实”二字，他经常要求部下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还说“古人之有为者，不外乎此。即近日湖南诸贤，亦不外此”。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言（后官至太仆寺卿）的信中教导说：“方今浮尚浮华，目染耳濡，不患不趋于文，只患不葆其质。植根朴拙，乃大器也。”可见，他把朴实作为成大事的基础。

朴实，可以说天性带来更多，而谦逊，则需要在每一日的修炼中得到精进，尤其在一个人平步青云或志得意满之时，若能像最初一般谦逊，那么未来可以说是一片坦途。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

刘向在《说苑·敬慎》中更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谦的实质，是卑己以高人，以足为不足，永远不自足，时时、事事、处处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保持上进之心。(www.daowen.com)

无论在做学问，还是治军或仕途，曾国藩始终保持一颗谦逊的心。曾国藩的崛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

在论学方面，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不办得极虚心，则先自窒矣。”又说：“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怒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孔子这样的大贤，况且有“一字之师”的美德，一般的凡夫俗子，还有什么可骄傲的？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自从受命组建湘军，便“痛心疾首深自刻责”，“诚恐有师心自用之处”，于是“惟有敬谨省察，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即使在升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之后，曾国藩仍没有丢弃这种谦逊的思想，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古之得虚名而值对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在为官过程中，从年少的轻狂到中年的老练，在吃了狂傲自满的无数亏之后，曾国藩也总结出了关于谦逊的诸多经验教训：主动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也学会去团结绿营，由此在官场上成功地网罗了人心。

曾国藩功成名就后，许多人拜到门下投师，而他是不承认老师这个名分的。他所正式认可的如“曾门四子”的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都是普通人，没有正式官职，这说明曾国藩为人低调，不享其名，另一方面，也有避祸的考虑。在明清时期，师生非常容易结党，历代党争，大多是由师生关系作纽带形成的。

在《周易》中，只有“谦卦”有吉无凶，是最吉之卦。无论为人或为官，如不能做到真正的谦逊，则必危。所以说，只有不存私心，真正为民请命的官员，才能远避祸端和波折。多一分朴实谦逊，多一分人缘儿，曾国藩以其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