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早有“吃亏是福”的说法，明时的杨继盛给儿子留有遗言：“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是一个长者对人性的大彻大悟，蕴涵丰富的人生意义。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更胜一筹。他认为，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而已；将来万一我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曾国藩在京城8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那段时间他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他的俸银有一大部分要供养家里，自己使用的很少），曾国藩在京为官的时候，欠了1000多两银子。这与当时官场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现象有天壤之别。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在几个弟弟中，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因为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刻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成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做可羞、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到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绝不食言。如果俸禄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来周济贫穷的亲戚，这是我一向的愿望。”

人在官场中混迹久了，很容易生活奢侈，这也许并不是出自本心而是那种环境迫使人改变。要做到洁身自好，始终清白，就需要在个人修养方面下工夫。曾国藩最大的优点来自于善于反躬自省，在反躬自省中，修养和态度越来越坚强。在清廉的态度上，经常拿别人做自己的参照。

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魁时若将军说到自己家四代为官，但是家中的女眷们没有一个穿绫罗绸缎的。这给曾国藩很大的震动曾国藩反省自己的行为，他觉得自己平日里总是以“俭”字教育别人而最近自己却在饮食起居上“殊太丰厚”，家中女眷们的穿着打扮也过于讲究，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www.daowen.com)

曾国藩在京城的住所里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衣服，另一样就是书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书籍是曾国藩的嗜好。曾国藩曾经表示将来自己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的衣服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而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

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和官场中，人情债是中国人的一个雷区。拿人手短，吃人嘴短。这个“短”就要用“长”去回报。当无以回报，便走向利欲的深渊，必然腐败犯罪。

曾国藩家书记载：“我自从己亥年到外面周游，到今天仍然感到遗憾，将来万一做了外官，或者是督抚，或者是学政，以前对我有过感情的人，或者几百，或者几千，都像钓鱼的食饵，他如果到我的衙门上来，不答应他的要求吧，那未免太刻薄了，答应他的要求吧，给他十倍的报偿，还不一定能满足他的欲望。所以自从为兄庚子年到京城以来，至今八年不肯轻易受别人的恩惠，情愿别人占我的便宜，绝不能去占别人的便宜，将来如果做了外官，京城以内，没有人会责备我不报偿的。澄弟在京城一年多，也是知道大概情况的。这次澄弟所收各家的人情，事情既然已成事实，就不再去说它，以后凡事不可以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易受人钱财，切记切记！”

俗话说“便宜就是当”，洞察世事人情的曾国藩对此更是保持高度警惕，他不断告诫自己和家人，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以免最终得不偿失。曾国藩的做法体现了其待人智慧：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占人便宜，不为利益所动，做到无欲则刚，就不会陷入人情债的泥淖中难以自拔，损害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