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正确与人相处，使自己的事业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基础作为支撑，而不是到处树敌，而使自己寸步难行，是一门必修的学问。曾国藩是怎样修习这门学问的？待人以诚，容人以恕。

关于“诚、恕”二字，曾国藩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曾国藩办团练时，身无分文，他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但不久之后，无论是湘籍还是非湘籍将领，都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曾国藩何以能召集众多豪杰之士？除“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这些的目标和志向使他们心心相印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即所谓“以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

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自称 “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时常讥讽、批评曾国藩。按说，对这样的“异己”，一般人即使不针锋相对，也会懒得搭理，远远避开，但是曾国藩对左宗棠真的是“待之以诚，容之以恕”。左宗棠，这个昔日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封疆大吏，除了他的才能与战功，还因为有曾国藩不断地报功保举。

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这位满族官员较为糊涂，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质。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宗棠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于是咸丰帝颁布了“弃瑕录用”的旨意，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www.daowen.com)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意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

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朝廷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的人格魅力大增，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这就是曾国藩在人际交往和多变难测的官场中不败的秘诀。

为官者更应遵循“待人以诚，容人以恕”这一基本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