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半部《论语》治天下。”曾国藩一生不弃《论语》，他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 “持身敬肃”，是曾国藩一生做人修法的重要课目之一。

“敬”对于一个人来讲很重要，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本性或者素质待人以“敬”的人心存善良，热爱同类以及其他，所以会安于仁道。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这就是仁。因为仁者爱人，不怀偏私。只有心怀大爱，仁者爱人，懂得尊重一切的人，才是有大才德的人。

真正的君子，是把“持敬”放在重要的位置。一旦离开了“敬”那么君子也就不会是君子了；没有了“敬”，自然也就没有了与他人互动的基础。因此，即使是一顿饭的时间，君子也不会丢掉“敬”；即使是匆忙急遽之间，颠沛流离之际，他也不会离开“敬”。

在与人交往方面，曾国藩对“敬”字的体会是：“敬”字唯“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三语最为切当，也就是说无论对方人数多少，年龄大小，都不可轻慢，要礼遇有加，这样做既尊敬别人，也显示出个人的修养。曾国藩特别强调在待人接物方面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可以谐戏、轻慢。

在个人修养上，曾国藩对待“敬”也有自己的一套功夫：对内强调心无杂念，谨慎小心；对外强调严肃整齐，庄重有礼；干事情则兢兢业业，毫不轻率。做到了这一切，就可以达到物顺人和，天下太平之气象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曾国藩在复邓汪琼的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敬”的理解：“敬”字，细加体认，实觉刻不可离。“敬”则心存不放，“恕”则不蔽于私……鄙意“敬”是平日涵养之道，“恕”是临时应事之道。

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在回复葛睾山的信中也有同样的内容：吾辈读书惟“敬”字、“恒”字二端，是彻始彻终工夫。去岁揖别时，曾以“敬”字相勖……尊府祖德为一乡之望，言坊行表，实克修“敬”字之全体。足下绍衣发闻，于进德则持之以“敬”，于修业则贞之以“恒”，即时文一事，亦不可少有间断，久之自然精进，犹长日加益而人不觉也。

在曾国藩这样的理学家眼里，读书跟做学问、做人是一致的，相通的，书中讲的道理就要在自己做人的实践中去体验。因此，曾国藩在这里说，读书要从“敬”“恒”二字上下工夫。(www.daowen.com)

尽管曾国藩以理学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人、做学问、做事，无不遵循“敬”字，但他对自己仍不满意，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国藩生平生‘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仆待人处事，向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这种不满意显示出他不断追求更高境界的进取之心。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不自足”的驱使下，不断更上一层楼的。

在治事过程中，同样要有一番敬畏之心。曾国藩说：“‘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曾国藩在给弟弟写的家信中谈到：“弟近日所事俱合于理，余甚欣慰。惟闻早间晏起，临事少庄敬之象，是亦宜速改者。”

同年九月，曾国藩又在给自己手下大将鲍超的信中谈到以敬治事的重要性：“ 足下数年以来，水陆数百战，开府作镇，国家酬奖之典，亦可谓至优极渥。指日荣晋提军，勋位并隆，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种力量逼迫之下，勉强为之，也是徒有其表，而无其实。”

面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一个人的表现能体现其尊敬之心。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人生体会：“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所以，他与人交往，往往不宣扬别人的坏事，而是宣扬好事。 曾国藩这样做，并不是没有是非观，相反，他主张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尤其在治军中最重要。有一次，赴上海练淮军时，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听了这话，李鸿章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更加忠诚地为曾国藩效力。

恭维时要掌握分寸，曾国藩说：“礼文不可不敬也。”恭维和赞扬不要弄巧成拙。不合乎实际的评价其实是一种讽刺。违心地迎合、奉承和讨好，也有损自己的人格。适度得体的赞美应建立在理解他人、鼓励他人、满足他人的正常需要，以及为人际交往创造一种和谐友好气氛的基础上，那种带着功利目的曲意迎合反而会适得其反。

总之，要想被人尊重，首先学会尊重别人。心中有一“敬”字，以平等的心态待人接物，则万事顺利。曾国藩的“敬人”精神贯穿一生以宽和的心态成就了辉煌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