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读书，不加选择，或头脑一热，便随便翻翻，然后扔在脑后做不到善始善终；还有的人读书不求甚解，囫囵吞枣，死记硬背。这些都是不足取的：要么，由于读书不专，看再多的书也一事无成；要么读书太死，只能成为一个教条刻板的书呆子。

死读书导致思维僵硬，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多人读书时养成了只是盲目跟随别人的思想的习惯，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更谈不上学以致用。茅盾在《谈独立思考》中说：“不读书者，不一定就不能独立思考；然而，读死书，死读书，只读一面的书而不读反面的其他多方面的书，却往往会养成思考时的 ‘扶杖而行’，以致最后弄到独立思考能力的萎缩。”

曾国藩一生爱读书，但他忌死读书。他对如何读书、读好书，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首先，他认为把书读活的首要方法就是善于择书。

曾国藩认为书虽好，但“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他认为看书要有重点，须懂得选择，尤其要选那质量有保证的经典名著。

其次，在有所选择之后，还要注重读书的方法，他把看懂书、理解书中要旨作为自己读书的基本要求，他常常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一书不看完，断不看他书”；他注重精读细品，讲究读书要“先认其貌，后观其神”。

他有自己的读书计划。他的一生虽军务政事缠身，但每个时期他都会制定不同的读书课程。他尤重历史，坚持“每日读史十页”，终其一生。他认为读书应根据自己的学习任务，确定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他注重理解记忆，认为读书不可死记硬背，机械地死背是没有成效的。在他看来，读书记性的好或坏是不足虑的，他说：“……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都是大病。若是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恰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

曾国藩主张躬行学识，他在读书方面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言传身教，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曾国藩的务实态度与当时以倭仁为代表的主敬派不同。曾国藩讲究身体力行，主张从具体的小事“实用其力”，主张经世致用，而倭仁等则认为程朱已经把问题解决，后来学者只需照做即可。可见，曾国藩的思想摒弃了当时理学的空疏陋习和只求心性的弊风，更贴近生活，更为实用。(www.daowen.com)

在曾国藩看来，要做到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而要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曾国藩早年在京做官期间，就开始潜心研究“实学”了，例如他曾学习过地理知识。后来，曾国藩还提出了经世致用之学，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社会民生。他的经世致用之学实际上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是实用性很强的学术，也是曾国藩救国理念的体现。

曾国藩在领兵打仗方面也做到了学以致用。虽然，他根据自身实践体会到了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回事，像历史上的孙武那样，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军事家少之又少（比如，西汉的韩信，东汉的皇甫嵩，都是古代的名将，但却并没有著书立说，而近代的戚继光虽著书立说，但指挥战事的能力又不强），但他还是认为，要做一名有为的大将，就必须多读书，尤其是兵书，要多读多想，活学而后为我所用。

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等人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看到了西方的先进武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曾国藩意识到了中国正面对着一个更加可怕的敌人，而且它还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冲击，而清军在英法联军的入侵中遭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更是激起了有识之士御敌自强的忧患之心，于是曾国藩等人就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

曾国藩提倡学以致用，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一点。在攻打金陵时，为了找到效果最好的攻城方法，增加攻克金陵的胜算，他研读古代兵法、战争书籍，并对战争实例进行分析，从中总结经验，最终攻克了金陵。

曾国藩一生读书学习不辍，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做到了活学活用。他研读古代典籍，学习他们的为人之道、处世良方、修身之术、领兵打仗之法等，并将其灵活运用到现实生活中，不仅练就了自己豁达的心胸良好的品行、纵横官场的智慧、为人处世的圆滑，还在多个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在清朝政局风雨飘摇时，提出经世致用之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等。

把书读活，学以致用，曾国藩的读书之道，是人们学习和参考的一个好榜样。他爱书，也会买很多书，但他读书不盲从，他有选择、讲求方法地去读书，他把书与现实结合了起来，他能通过读书想明白生活中的很多困惑，在读书中发现自己、发现问题，不断思索，并寻求解答。

总之，读书学习一定要注重活用，而活用要比活学更为重要，“用才是人们读书的最终目的。学和做是分不开的，我们不仅要学习，更要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使知识在行动中得到验证，使自己的学识在行动中得到历练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