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面临的是英、法、德、意、日、俄等诸列强的围攻与侵略。面对欺辱，有识之士呼吁朝廷和国人图强。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是向他人学习，甚至向对手学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方，才可能战胜对方。选择什么样的敌人，成就什么样的自己，这个道理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都适用。学习对手，需要勇气，更需要远见，明白学习对手的目的是战胜对手。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令曾国藩意识到“大局已坏”，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是让曾国藩对国家命运感到忧心忡忡。在西方列强进犯的情况下，曾国藩既没有像一些激进分子一样只会痛骂，也没有像那些保守派一样不思进取，而是把眼光瞄向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始向他们学习，完成自强之路。他意识到，列强之所以能够屡次进犯，是因为他们船坚炮利，中国也必须船坚炮利，才能抵抗外侮，所以，他认为“兴办洋务”势在必行。

他在日记里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到那时，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曾国藩有着开明的学习观念和学习的勇气，把眼光放在向对手学习上。他说：“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这段话的意思是，学习洋人的科学技术，表面上的目的是平定内乱，实则是抵御列强欺侮的利器。列强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才智，购买他们的轮船机器，重点不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而是陆续购买，为我所有。广东一带，列强横行霸道，令人忧心。洋人这样放肆实在有损国家威严。有了轮船机器，就可利用先进武器来驯服他们，那么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许多机器，明显的好处是可以稳定国内人心力量，从深处讲，也可以挫败列强侵略我们的预谋，各地都仿效推广，以此作为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

咸丰十年（1860年），他开始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落实到行动上，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成为兴办洋务的先驱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这家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枪洋炮。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和李鸿章看到一只准备出售的洋船“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感慨万千，由此引发了曾国藩建造自己的轮船的想法。

造船的过程非常艰苦，除了缺乏资金，最关键的是缺乏技术和人才曾国藩在各地网罗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两位技术专家成为曾国藩新事业的顶梁柱，他们被曾国藩委任为安庆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造船的事业(www.daowen.com)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安庆军械所制造出一台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喜出望外，心血终于要实现了，从此将不会再惧怕洋人的肆意妄为国家也就具有了和洋人对抗的实力。

到了同治二年( 1863)十二月，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在江南制造总局造成了。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地过了一年又五个月。可是后来曾国藩发现，要造成与洋船并驾齐驱的真正现代轮船，技术上仍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中国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反复试验，在时间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曾国藩到了上海，又一次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制造总局共造轮船四艘，除“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外，曾国藩为另外三艘轮船命名为“操汀”“测海”“威靖”号他登船检阅时，思绪万千。他想，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美国人员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后来，“翻译馆”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声学、光学、化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就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曾国藩是我国近代史上较早倡导西学、推行洋务的官员，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先见，主要是他懂得“学习他人、学习对手的长处可以尽快提升自己”的道理。曾国藩敏锐觉察到西方科学技术的精妙之处，并认为洋人的领先在于“专精”，他说道：“西洋技艺所以卓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材力聪明果远过于中国。”正是在对西方进行科学技术认可的基础上，他力推洋务，奏请幼童留学。这一史无前例的提议,当然受到不少人的反对，似乎对于任何新鲜事物，清政府都抱有怀疑抵制的态度，但在曾国藩的努力下，这些努力终于被许可。

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第一批留学生30人，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率领，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同治十四年（1875年），第四期留学生如期到达美国。留学活动为闭塞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它为日后的留学运动奠定了基础。在这120名学生中，涌现出如詹天佑、邝荣光、蔡绍基、唐绍仪等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这是曾国藩“勇于向对手学习”的治学智慧结出的又一硕果。

在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时候，曾国藩意识到了西学的重要性，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能者为师，向对手学习，体现了一种广纳博采的好学精神，更体现了曾国藩的超凡胆识和长远眼光，这些都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