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读、写、作”，四字看似简单，其实蕴涵着大道理，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在艰苦的读书过程中所有的总结和体味。从“看”到“作”，凝聚着一个读书人的志向和心血，是粗粗浏览地看，还是用心地研究，或者类似游戏似的动笔，还是著书立说、有所追求地写作，关乎一个读书人的心性、 追求和人格高度。

读书是曾国藩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他的一生都在试图用自己的行动回答“读什么样的书”“怎样读书”“为什么要读书”等问题。在曾国藩看来，读书、写作与为人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读了什么书，就会成为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人，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读书，是为了做人而写作就是表现人。读书，是看别人如何做人，写作，则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写作比读书更重要。

曾国藩对于唐朝诗人李白很推崇，也许跟二人个性有关系。他们都有着济世匡民的抱负。不同在于，曾国藩经过执著地追求和努力，终于成为晚清一代名臣，力挽狂澜，成为清政府的支柱；而李白虽然也当过三年的供奉翰林，但本质上是唐玄宗用以来粉饰太平的有名无实的官最后不得不带着遗憾至极的心情，在腐朽权贵的诬陷和排挤下黯然离开长安，终身饮恨。

对于李白，曾国藩吸取其精华为己所用，并通过向其他前代圣哲学习，不断完善自己，使自己成为同时代人和后世所敬佩的智者。

曾国藩对李白诗的推崇，从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两封信中可以窥知一二：

“李（李白）、杜（杜甫）、韩（韩愈）、苏（苏轼）四家之七古，惊心动魄，曾涉猎之否？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之类是也读者，如《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卜商）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

曾国藩喜欢诵读诗文，特别是韩愈的文章。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一日，他在日记中记道：“温韩文，高声朗诵十余首，似有所得。大约古来诗家、文家、书家皆有所谓笔阵者，厚蓄于阵之初，而不必究极于阵之终，阵将酣时又已作变态矣。”朗诵的同时，能体会到文章的妙处，加深了对文章的理解，境界也就逐渐提高。(www.daowen.com)

读史书、诸子之书，曾国藩则认为宜用“看”。“看”的速度较快，可做到在短时间内多接触，所谓博览群籍，泛舟书海。对经典之作，诗文词赋，则宜用“读”，要高声朗诵，慢吟长叹。为了说明这二者的关系，他一连打了三个比喻：一比之为赚钱，“看”如同在外做生意获大利，“读”如同在家慎守财产，不让它随便被花费了；二比之为打仗，“看”好比一鼓作气，攻城掠地，“读”好比守住所得的战利品；三比之为获取知识，“看”是每天知晓自己所不曾知道的，因而努力求知，“读”则是每日温习功课，不让所学的忘记了。

曾国藩记述了自己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及史学家中选择了三十余人，并让儿子纪泽“图其遗像”藏在家塾的事情，一方面用于勉励自己，以便效仿和学习这些圣哲；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子孙有志读书者“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驽”。

写文章有一个熟练的过程。韩愈最善选词炼句，因此佳句迭出，传诵千古。经过悉心探究，曾国藩发现了韩愈做文章的妙法，每当遇到赏心悦目的词句，就分类抄录下来，经长期积累，这些奇词妙语就都成了他自己的东西。后来曾纪泽学作文，曾国藩就授以此法，让他分类抄写辞藻小册，以备选用。

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曾纪泽的文章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后来曾国荃的许多奏折就是他代拟的。曾国藩自己所作文章绝妙，被誉为晚清国手，这与他研习韩文有很大关系。

除了对韩愈的推崇外，在作文方面，曾国藩提倡各种类型的诗文都要练习作，不可因作不好而止步。他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一个人在少年时要有志向有抱负，甚至狂妄点都不要紧。有进取心的狂者，远胜无大志的规矩孩子。人们常说“上帝原谅年轻人的过错”，为何不充分利用这种宽容来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一番拼搏？纵然失败了，还可以再干；纵然可笑，也让别人笑去好了。

总之，习学有法：看、读、写、作兼备，读是写的基础，写是读的升华，只有看、读、写、作四者兼备，才能成为一个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