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读书是读出趣味还是读出倦怠，全在于心态不同。读死书、死读书的大有人在，这样的人都不懂得读书求变的道理。这些人盲目跟风，流行什么读什么，别人读什么自己读什么，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不知道自己缺乏什么，该增长什么。结果一无所获，徒然浪费时光。

曾国藩在读书上对自我有一个理性的认知，知道自己要什么，什么书对自己的经世致用和建功立业与好处。曾国藩读书，一切建立在对自己志向的指导基础上。

1844年，曾国藩在“致温弟沅弟”的信中，列出了自己每日要读10页的“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韩文公集》）。曾国藩非常希望后辈也能够好好研读，他说：“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这八本书的重视程度。

面对浩瀚的书的海洋，曾国藩是如何选择的呢?曾国藩认为实用的择书标准是：

其一，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读，“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

其二，要择其规矩言行，修身养性，终生受益的书来读。读书要分主次，有鉴别，更应正身正德，有取舍地读书。

其三，当对症下药，择人之长补己之短。

从上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读书和治学坚持的是“经世致用”原则从古书中吸收精华，弥补今文之涩弊。所以曾国藩所著文集，很少抒情写景和空谈理想之作，多序证碑传，书札之体，着力显示襟怀抱负。他的文章以学识宏通，持论坚劲，入情切理，雄奇瑰伟，代表作如《欧阳生文集序》《圣哲画像记》《讨粤匪檄》及《金陵军营官伸昭忠祠记》《湘乡昭忠祠记》等，为曾门子弟幕僚所服膺，引领一时风气。

咸丰九年（1860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和太平军生死决战之时将中国数千年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评估，做成《圣哲画像记》，成为自己子孙终身效法的治学标准，实则为曾国藩涵咏体察古今之大成，故欲以之传及后人子孙：

文周孔孟：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www.daowen.com)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曾国藩注重于对古籍作者德行、文学、政事、语言等方面的研读可见曾国藩治学的本源之深厚博大。

曾国藩在读书过程中注重思考和理解，没有把古籍读死，而是衍生出自己的一套见解和变法求新的思想。

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体抱有极强的使命感与担当意识，但当西方列强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的时候，曾国藩没有像那些顽固守旧的士大夫那样，对外国的一切事物均排斥拒绝，对自己所谓的“天朝上国”抱有盲目优越感；相反，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的日记中，他就已经开始关注外国的科学家，并对现代科学产生兴趣了。与他所受的封建传统教育相比，他对科学的接纳和认识，算得上是“神奇”。

曾国藩还总结了以读书求变的方法，他说，本性这个人最核心的灵魂部分，通过读书都可以改变，还有什么不能改变呢？

读书，如今已经不是增长知识这么简单的事，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要有一双智慧的双眼和明澈的内心，方能辨别优劣。读书选适合自己的，才可学有所长，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让书籍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曾国藩以其经历告诉人们，读书，读出独立思考能力，读出自我创新能力，这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