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经历了一个朝代的衰败过程，在乱世中能将经世治国的思想保持终生，不骄不奢，有功而不自居，清爽朴实，至今为后人所仰慕。毛泽东曾说：“愚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说：“足为无人之师资。”这评价的获得，与曾国藩的治学智慧是分不开的。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以经世，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终极目的是要经世致用。他说：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这都是做人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用在善处，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呢？虽然会写文章、作诗，附庸风雅，也只能算是一个识字的下等人罢了，为国家无用，于社会无益。国家通过科举考试选才，也是要求士人能有代圣贤立言的能力，懂得学习是为国为民的道理，以后做官才能为百姓着想。

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由此可见其早年的理想抱负。在经世致用问题上，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了“经济”，从而避免了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他提出，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必须把书本上的知识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曾国藩供职京师时，国家内外交困，“英夷”入侵，太平天国起义、黄河决口的天灾，让曾国藩忧国忧民、焦虑不安，在这种情势下，他仍旧静下心思，有选择性地阅读大量的古代书籍，对军政大计以及各种事件进行了仔细剖析，努力看透现实问题的本质，在读书中有所悟，在现实中有所感。曾国藩通过将现实和读书良好地结合，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曾国藩以书生出身，却做出了许多武将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后人奉他为“洋务运动之先驱”，“中国始开国门之鼻祖”，他敢尝天下先，开创了许多中国的“第一”，包括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他能做出这些成绩，不仅得益于他多年在京为官的生活，以及与各种京师名流之间的交流，更在于他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的古籍从而产生自己的思想，以不变应万变。

曾国藩创造了诸多第一，在当时的中国是令人瞩目的成就。总体来看，他的科技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www.daowen.com)

第一，科技就是战斗力，就是效率，就是实力，是强国之本、御敌之道。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领教了西洋炮的厉害，并依赖“洋炮之力”取得湘潭、岳阳两次大捷。他亲眼目睹洋人军舰迅如骏马，而自己的水师望尘莫及。由此他对科技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并坚定地走上科技强军、科技御夷、科技强国的道路。从中国土法制造旧式船炮，到采用新法试造近代化兵轮、枪炮，从狭小的安庆军械所，到大规模的江南制造局，由内河水师到新式水师，等等，在科技强国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充分表明了曾国藩的决心和信心。1868年曾国藩在校阅近代中国第一艘新式兵轮的操演之后，欣喜地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并且预言，如“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那么可以为“中国自强之本”他由此断言：“欲求自强之道，……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第二，主张独立自主，具体步骤是：先仿造后自造，先学后赶再超

首先，要主动学习别国的长处，使之“渐失其所长”，在我则由落后变先进，由弱转强。其次，要特别重视在学习的同时注意独创，曾国藩强调，不能一味模仿，须独立自造。他相信内地军民“无不能制之器”，所以在主持购买仿造船炮的同时，于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自行试造船炮，不雇洋人，全用汉人，由国内“智巧之匠”绘图测算，试造西洋器械，并于次年自行试制出火轮船蒸汽机和第一艘大壳轮船“黄鹄号”。在江南制造局里，曾国藩依靠自己的科技人员“洋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且在质量上“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令人振奋的是，在他的领导下，1868年中国人自行制造了近代中国第一艘大型的新式兵轮，这在当时无异于拥有今天的“核武器”和“航空母舰”。实践不仅证明科技的强大力量，而且显示了中国人自己的才智，同时也证明了曾国藩目光的长远。

总之，曾国藩处世与为官的经历，无不关系到其治学智慧。他在处世与做官方面的成就，也是他读书的成果。治学之道，在于明道经世，曾国藩通过不断汲取书中营养，顺利地走上了仕宦之途，结交良师益友，掌握将领行军打仗之法，在国家危难时创立新兴事物，力挽狂澜，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宏伟志向。